关于我国环保法中年检测的几点意见

韩建军 郑传音
（200020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所）


摘 要：我国现行环保法中的年检测制度由环境检查制度与环境监测制度构成。该制度与我国环境保护的现状存在某些不适应之处，已经成为我国环境检测制度的显然弊病。我国应采取适宜的对策加以应对，以便加强后我国的环境检测，促进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
关键词：我国；环保法；年检测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的日益加快，环境问题逐渐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最重大课题之一。在这种情况下，党和政府先后提出了“可持续发展观”与“科学发展观”，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关系的协调进行了适时地引导。然而，另一方面，由于法律制度方面的障碍，无论是“可持续发展观”还是“科学发展观”，都没有在实践中得到很好的贯彻和实施，我国当前的环境问题依旧极为突出和严峻。在这种情况下，探讨我国环境保护方面的制度障碍，寻求排除这些障碍的应对策略，对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健康长远发展而言，无疑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以为，我国环保法所确立的年检测制度便是当前影响我们贯彻和实施“可持续发展观”与“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制度障碍之一。基于此，我们拟就我国环保法中的年检测制度浅加论析，以求为我国环保法的完善及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略尽微力！
一、我国环保法中的现行年检测制度及其弊病分析
我国现行《环境保护法》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其他依照法律规定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有权对管辖范围内的排污单位进行现场检查。被检查的单位应当如实反映情况，提供必要的资料……”[1] “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建立监测制度，制定监测规范，会同有关部门组织监测网络，加强对环境监测的管理。公国务院和水果内、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发布环境状况公报。”[2] 据此，我国现行环保法中的年检测制度是由环境检查制度与环境监测制度组成的。所谓环境检查制度，就是指由环保主管部门及其他的相关职权部门依照法定的职权与程序，并按照相关的环境标准，对污染物排放单位或个人的排污情况进行检查的制度。而所谓环境监测制度则是指特定的环境保护监督管理机关依法定权限和程序，按照环境标准对对影响人类和其他生物生存和发展的环境质量状况进行监视性测定的制度。[3] 目前，我国的年检测是以环境检测为主的，在此基础上，由法定的环保职能部门每年不定期地对本区域内的排污单位和个人的排污状况进行执法检查。我们认为，我国现行的环境年检测制度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明显弊病：
（一）年检测的对象不包括个人
《环境保护法》第11条在规定环境检查制度时，仅规定环保主管行政部门有权对管辖范围内的排污单位进行检查，并且也只规定了排污单位对检查进行配合的义务，然而，却没有规定对排污的个人进行检查，也没有为排污个人在配合检查方面设置任何任务。我们认为，这是我国环保法年检测制度的一个重要缺陷。这是因为，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个人也已经成为我国污染物排放的一类重要主体，例如，城市中的各类小地摊的摊主、农村养殖户、机动车的驾驶员等等，这些个人所排放的污染物也正在日益影响着我国的环境。然而，我国现行环境年检测制度却并不适用于这些对象。我们认为，这在客观上纵容甚至刺激了某些排污个人的排污行为，是我国环境年检测制度的一个重大失误。
（二）年检测依据的标准过于落后
我国环保行政主管部门在对排污单位进行检测时必须依据相关部门制定的环境标准来进行，但由于在环境立法指导思想方面的滞后性等多重因素的制约，我国的很多环境标准都无法适应环境检测的需要。例如，在城市区域噪声排放方面，我国迄今还在适用1982年制定的《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而在企业噪声排放方面，我国迄今也还在适用1980年制定的《工业企业噪声卫生标准》……。而这些环境标准由于制定于上个世纪80年代初，仅与我国当时环境问题的状况相适应，因此，现在依据这些标准进行年检测，不仅会导致标准过低，无法使排污主体得到本应有的惩治，且也极易使人们对我国环境执法的力度产生怀疑。这已成我国环境年检测的又一个弊病。
（三）在责任承担上重罚款轻防范
从实践方面来看，我国环保行政主管部门在依据检测结果追究相关责任者的法律责任时，往往都将罚款作为首选，因为这样不仅可以使违法排污者受到惩戒，还可以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4] 这样一来，很多企业只要一次性缴足罚款，就可以“一劳永逸”，从而导致不少排污大户能够随心所欲。这种在责任承担上的重罚款而轻防范的做法，不仅不利于防治环境污染，且极有可会放纵企业排污，加重环境污染。
（四）执法机构不健全，执法人员素质较低
当前，由于没有国家机构设置法的规定，我国在环保的机构设置上极不健全。目前，“在全省一级的环境保护机构中有近半仍归口建设部门，地市一级则更多。”[5] 而这一点不仅使我国环境年检测缺乏必要的执法机构，并直接影响了我国执法队伍的建设。此外，在我国某些环保机构特别是地方环保机构在进人问题上，由于把关不严，或屈从于各级政府的人事安排（如在本单位安排某些军队专业干部等），使许多不懂业务、文化程度不高的人进入了环境执法队伍。这些人员由于不熟悉环境法律规定且缺乏必要的行政执法素养和能力，在执法过程中，对某些具体案件，或随心所欲，或凭个人利害去处理，或相互推诿，使违法执法、执法不当或怠于执法的现象时有发生。[6] 这一问题的存在也成为影响我国环境年检测公正性和及时性的重要因素。
二、完善我国环境年检测制度的对策建议
针对以上我国环保法中现行的年检测制度的上述弊病，我们提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相应对策建议：
（一）修改《环境保护法》中关于年检测主体的规定
具体而言，应当修改现行《环境保护法》第14条的规定，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其他依照法律规定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有权对管辖范围内的排污单位进行现场检查。被检查的单位应当如实反映情况，提供必要的资料……”的规定修改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其他依照法律规定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有权对管辖范围内的排污单位或个人进行现场检查。被检查的单位或个人应当如实反映情况，提供必要的资料……”。这是完善我国环保法中的年检测制度的立法客观需要。
（二）适时更新现行的环境标准
针对不少环境标准已经明显落后于我国环境保护需要的现状，我国应当对现行的各类环境标准进行及时清理，制定新的、适合我国环境保护实际需要的、相对更为严苛的环境标准，并废止那些已经不利于我国环境保护而失去实际意义或意义不大的标准，以便提高国家对污染物排放的要求，使环保行政主管部门能够依据更为严格的标准对排污企业或个人进行年检测。这不仅是适应我国环境保护新形势的需要，也是完善我国环境年检测制度的需要。
（三）在责任的承担上，要更注重某些防范性的惩治措施
具体到环保行政主管部门依据检测结果确定排污主体的责任方面，应当尽可能地多重视并采取那些更易防范环境污染的惩治措施，例如责任停产整治、限期治理等等，对于那些严重违反环保法的规定，造成重大环境事故的单位或个人，应当依法提交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而不能“以罚代刑”，偏袒或放纵相关责任主体。
（四）逐步健全我国的环保机构，提高执法者的素质和能力建设
除以上几个方面的具体对策之外，我们认为，还应当逐步健全我国的环保机构，提高环境执法人员的素质和执法能力。具体来说，应当设立环境执法责任制，以环境执法效率和质量的高低作为对环境管理工作人员进行考核与奖励的标准；同时，应当进一步加强对我国现行环境执法人员的教育与培训，使其具备环境执法所必备的素质要求。应当说，这也是加强我国环境年检测，保护和改善我国环境，以加促我国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需要。

注释：
[1]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14条
[2]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11条。
[3]参见 肖海军 编著《环境保护法实例说》，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3页。
[4]更为重要的是，罚款往往还会与执法者的奖金等相挂钩。
[5]参见 金瑞林 主编：《中国环境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34页。
[6]刘长秋、徐宁：《当前我国环境执法的障碍分析》，《安徽法学》，2001年第5期。



　　裁判要旨

　　在房屋买卖交易中，不动产交付后尚未办理产权过户登记，又再次转让房产的现象，比较多见。在这种情况下，合同附随义务并不当然免除，附随义务人仍须履行合同附随的协助办理产权过户登记等义务。

　　案情

　　2000年5月2日，原告刘建军与第三人吴云红登记结婚。2002年9月16日，第三人吴云红与被告付兰平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约定由被告付兰平将其位于奉节县永安镇人和街72号矿业公司6幢2单元住房一套卖给第三人吴云红，房价款为82000元。同年9月20日，第三人吴云红支付被告付兰平全部价款，付兰平为吴云红出具了收条。原告刘建军与第三人吴云红随后搬进房屋居住。2006年4月25日，奉节县人民法院以（2006）奉法民初字第4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刘建军、吴云红离婚，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同年12月15日，原告刘建军与第三人吴云红达成《离婚后房屋产权协议书》，约定2002年9月16日购买的被告付兰平在矿业公司的住房一套，归原告刘建军所有。该房屋的产权证明已于2004年7月2日即已办理完毕，但该房的产权过户手续一直未予办理。原告刘建平多次要求被告付兰平办理房产过户登记手续，但被告付平均予拒绝。

　　被告付兰平原系奉节县矿业公司职工，其所卖之房系其矿业公司集资建房。被告付立平与被告罗术琼于2011年4月7日登记结婚。庭审中，被告付兰平辩称：其所属房屋并非卖给第三人吴云红，而是打牌输给吴云红的；被告罗术琼辩称，无论该房是卖了还是打牌输给别人，她都对房屋享有产权，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吴云红述称，吴云红与刘建军结婚后，于2002年9月16日与付兰平签订合同购买房屋一套，同年9月20日将房价款82000元交给付兰平，由付兰平出具收条，并一同到矿业公司领取该房钥匙并交给了吴云红，交付房屋后随即入住。后因法院判决离婚，即与刘建军达成协议，将该房分给刘建军所有。

　　裁判

　　奉节法院审理认为，诚实信用是我国合同当事人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被告付兰平与第三人吴云红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是双方在平等、互利、自愿基础上所达成的协议，根据合同法规定，属有效合同，应受法律保护，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三人吴云红签订合同后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了给付被告方82000元房款的义务，被告付兰平亦将吴云红所购买的房屋予以交付，双方买卖合同中约定的主要义务已经履行，但依照法律规定，被告付兰平在履行合同后还应履行协助义务。第三人吴云红系在与原告刘建军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购得房屋，故该房屋属吴云红、刘建军的夫妻共同财产，原告系该房屋的共有产权人。后吴云红、刘建军离婚，并签订离婚后房屋产权协议书，约定该房屋归刘建军所有，故房屋买卖中乙方吴云红的权利义务全部转至刘建军，即在本案中被告付兰平应履行的协助义务就是协助原告刘建军办理房屋过户手续。被告付兰平自拿到该房屋产权证明书之后，未协助原告刘建军办理房屋过户手续，违反了法律规定的合同附随义务，对此付兰平应依法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因此，原告刘建军请求确认2002年9月16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有效，并由被告付兰平履行房屋产权过户协助义务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

　　至于被告付兰平庭审中辩解该房屋系打牌输给第三人吴云红，而不是卖给第三人吴云红的抗辩意见，经查，房屋买卖合同系被告付兰平自愿签订，收条系被告付兰平自愿出具给吴云红，且被告付兰平未提供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故对该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被告罗术琼提出自己与付兰平2002年1月1日结婚，该房屋系夫妻共同财产，付兰平出卖房屋时未告知自己，付兰平系无权处分的意见，经查，涉案房屋是付兰平作为矿业公司职工所购的公司集资自建住房，具有一定的福利性质，且被告罗术琼与付兰平系2011年4月7日登记结婚，故2002年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时，该房应系被告付兰平的个人财产，该房屋的买卖系被告付兰平对自己的个人财产进行处分，并非无权处分。据此，被告罗术琼的辩解意见，本院不予采纳。遂判决：一，第三人吴云红与被告付兰平于2002年9月16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有效；二，被告付兰平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协助原告刘建军办理位于重庆市奉节县永安镇人和街72号6幢2单元2-2号房屋一套的过户手续。

　　宣判后，各方当事人均未上诉，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评析

　　1、合同的附随义务不因合同约定义务的履行终结而自然免除

　　我国合同法第六十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该条分两款规定，第一款是指的合同约定的义务，第二款是指的合同未做约定的义务，亦即合同的附随义务。根据合同法的该条规定，合同的附随义务之法律含义应作如下理解：

　　第一，合同的附随义务系从诚实信用原则引伸而来。诚实信用原则被视为市场交易之帝王规则，因此合同法第六条规定：“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该原则要求当事人在订立、履行合同，以及合同终止后的全过程中，都要诚实，讲信用，相互协作，具体包括：在订立合同时，不得有欺诈或其他违背诚实信用的行为；在履行合同义务时，当事人应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及时通知、协助、提供必要的条件、防止损失扩大、保密等义务；合同终止后，当事人也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此为后契约义务，亦称合同附随义务。

　　第二，合同的附随义务以合同约定义务的全面履行为前提。按照古罗马法的理解，“合同是一把法锁。”其意即指合同一经成立，就把双方当事人拷在了一起。这是因为，合同一经签订成立，双方当事人已经注定相互之间的关系为权利义务对等关系，谁也别想只享有权利而不承担义务。因此，这就要求签约的双方都要互相信任，互相依赖，同心协力使双方的约定付诸实现，达至双方预想的合同目的。也就是说，双方当事人的约定，已将双方的权利义务注定于合同之中，不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将无法实现各自所享有的权利。从这个角度讲，合同是一把法锁，将双方当事人拷在了一起。而没有合同约定的全面履行，就不可能谈得上合同的附随义务。

　　第三，合同的附随义务并约定之义务，而系诚实信用原则所要求的义务。按照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这就表明，合同的附随义务，是附随于合同约定义务之履行所形成的义务，比如，车辆买卖合同所导致的车辆变更登记的协助配合义务，房屋买卖合同所导致的产权过户登记的协助配合义务，皆属于该类合同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所形成的合同附随义务。即如本案中第三人吴云红与被告付兰平之间的房屋买卖，被告付兰平不但应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也要履行合同未约定但依诚实信用原则应当履行的合同的附随义务——协助原告刘建军办理产权过户登记。被告没有协助办理，即违背了合同的附随义务，法院判决其应当履行，无疑是正确的。

　　2、本案被告否定房屋买卖的效力构成合同约定义务与合同附随义务之双重违反

　　一方面，从本案房屋买卖合同的签订情况看，按照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对价的合同。本案第三人吴云红与被告付兰平于2002年9月16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从形式到内容均符合合同法关于买卖合同的要求：被告付兰平将房屋交付给第三人吴云红，完成了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第三人给付了房屋价款并由付兰平出具了收条，作为买受人的吴云红履行了给付对价的义务。双方从签约到实际交付标的物及给付标的物价款，都体现了合同双方的主观自愿和平等协商，实现了双方签订合同之目的。按照合同法第三章“合同的效力”规定，该合同系合法有效之合同。按照合同法第八条的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另一方面，从本案庭审中被告方提出的抗辩观点看，无法改变依法成立的合同效力。理由之一，被告付兰平辩解他的房屋系打牌输给吴云红，而不是卖给吴云红的，该意见之所以未能获得判决的支持，是因为被告付兰平空口无凭，根本没有提供证据来证实他的主张。按照常理推断，假若真是付兰平打牌输掉了自己的一套住房，定会有参与赌博的人在场，甚至会有付兰平向公安机关的报案登记，还有其他相关证人的证明。但被告付兰平没有这些证据，自然得不到法律的支持。理由之二，被告罗术琼辩称付兰平出卖之房系其夫妻共同财产，但经法庭审理查明，付兰平与罗术琼结婚登记的时间为2011年4月7日，而付兰平出售房屋的时间为2002年9月16日，表明该出售之房乃系付兰平在公司的集资建房，属其婚前财产，何来夫妻共同财产之说？显然不攻自破。

　　再一方面，从房屋买卖成交到尚未办理过户登记的时间跨度看，已长达9年之久，被告之所以未履行合同的附随义务，仅仅是一种表面现象，最本质的原因在于被告有意反悔房屋的买卖，以致原告方多次催促办理过户登记都被被告付兰平及罗术琼以种种理由推脱，直至拖到成讼后的法庭相见。这就表明，被告的行为已经构成了对买卖合同的约定义务及其合同的附随义务之双重违反。这一近10的时空跨度，表明被告方缺乏诚实守信。然而事实证明，凡不讲诚实信用的人，最终的结果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必然受到法律的约束与制裁。

　　（作者单位：重庆市奉节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