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生物技术的知识产权困境与出路

李长健 王?


摘要：转基因生物技术对传统知识产权法律体系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由于转基因生物技术的安全性尚不明确，某些发达国家利用WTO立法漏洞设置绿色壁垒对发展中国家的转基因生物产品进行限制，使转基因生物技术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知识产权困境。要真正解决转基因生物技术面临的绿色壁垒问题，就必须通过知识产权法保护手段促进转基因生物技术迅速发展。
关键词：转基因 生物技术 知识产权

转基因技术是现代生物科技中发展最为迅速的部分之一。转基因生物（Genetic-cally Modified Organisms, GMOs）往往具有十分优秀的抗旱、抗虫、高产等性状，因而在农业生产、医疗卫生、科研等领域具有广泛的用途。然而，转基因生物技术的发展使人类可以创造出自然进化所不存在的生物新品种，因而对依托于传统物权发展起来的知识产权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同时，由于目前对于转基因技术的安全性评价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各国纷纷通过制订对转基因生物及其产品的限制措施来规避WTO立法架构中的国民待遇要求，从而造成了对国际经济发展影响相当严重的绿色壁垒。要突破绿色壁垒使转基因生物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就必须对转基因生物技术加强知识产权法保护。
一、转基因生物：知识产权法面临的崭新挑战
转基因又称基因工程或基因修饰(genetic modification)，是指将能够表达相应性状的基因片断直接移植到目标品种的基因组中，从而使目标品种生物表现出某些在自然状态下并不具有的性状的行为。[1]转基因生物技术的出现使知识产权法律制度面临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传统的知识产权制度是着眼于现实生活而发展起来的权利体系。[2]作为经济法的子法律部门，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凸显了经济法的目的性价值。经济法的目的性价值是建立在社会整体利益基础上的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3]因而，知识产权法通过授予权利人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等法律手段在一定程度上维护权利人对知识产权的垄断地位，在确保社会实质公平的前提下尽可能地促进科学的发展和技术水平的提高。然而，转基因技术是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知识产权的新兴科技，它在权利保护的主体、客体和内容等方面均对传统的知识产权制度产生了重大影响。
　　法律关系的主体是指在具体法律关系中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的人或组织。对传统知识产权来说，一物一权的传统民法理念完全可以解决权利主体的界定问题。然而，对于转基因技术，由于在实施过程中需要经过诸如基因组测序、基因片段截取等过程，因此对这些基因或基因片段的权利主体很难做出界定。从某个人身上获取的基因片段是应该归属于获取该片段的科学家所有还是应该归属于提供该基因片段的人所有，抑或应当归全人类所有？这个问题是传统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所无法回答的。法律关系的客体是主体的权利义务所指向的对象，一般包括物、智力成果、人身权利或者行为。转基因技术通过对不同种生物基因片断的剪切和链接，将微生物、植物、动物乃至人类的部分基因相互结合，从而造成了法律关系客体间分野的模糊。法律关系客体间分野模糊的直接结果是导致了法律关系内容的混同。传统知识产权倾向于对微生物予以专利权保护，对植物新品种予以类似专利权的植物新品种权保护，对动物新品种一般只予以方法专利保护。那么对于一种兼有微生物、植物和动物基因的新型转基因生物应当如何提供法律保护？这一立法困境在传统知识产权法律架构中同样难以解决。
二、生物产品绿色壁垒：生物知识产权壁垒的表现形式
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作为当前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贸易组织，在全球国际贸易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法律规范是应然规范，部分也可以称之为“确定规范”。[4]因此，WTO在立法框架中努力贯彻应然的国民待遇原则和非歧视原则，力图通过消除关税壁垒来实现国际间贸易的自由和平等。在WTO立法框架下，传统的国家职能不再由国家单独行使，而必须通过国际合作的方式进行。[5]但在实然状态下，WTO立法框架仍然存在严重漏洞，致使各个国家为争取国际贸易顺差而将有利于本国的贸易壁垒从显性的关税壁垒向隐性的非关税壁垒转变。
　　绿色壁垒是一种典型的非关税壁垒。所谓绿色壁垒，是指以保护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为名，通过制定一系列复杂苛刻的环保标准，对来自其它国家的产品及服务设置障碍，以保护本国产业的一种新型的非关税壁垒。[6]作为WTO立法框架之一的《技术贸易壁垒协议》（Agreement on Technical Barrier to Trade, TBT协议） 规定，WTO成员国在采取技术措施时应当尽量采用国际统一标准，但在以保护人类、动植物生命和健康为目的时，可以采取必要的与国际标准不一致的技术措施。[7]根据该规定，某些发达国家以保护环境的名义制定了严格的强制性高技术标准，以限制技术含量较低的发展中国家产品进入本国市场。转基因生物的安全性评价至今在国际上还没有定论，同时转基因生物技术带来了严重的法律理念冲突，因此转基因生物技术的实施在全世界引起了人们的普遍担心。[8]基于这一现状，对转基因生物产品进行某种程度的限制成为绿色壁垒一个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发达国家所设置的生物产品绿色壁垒在实质上是生物知识产权壁垒的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根据经济学基本理论，经济运行的前提是收益必须大于成本。发达国家的生物产品能够更容易地达到较高的技术指标从而跨越绿色壁垒进入市场，其根本原因在于发达国家具有更为环保、更为先进的生产技术。发达国家通过先进技术的运用，可以在付出同样成本的前提下获得环保标准更高的生物产品，或者在获得同样标准生物产品的前提下支付更少的费用。发达国家由此产生的收益足以支付相应生产成本以及绿色壁垒实施所必须的制度成本。广大发展中国家由于技术水平相对落后，生产较高环保标准生物产品所需成本往往大于收益，因而其生物产品会逐渐淡出发达国家的市场。这样，发达国家运用自己已经掌握的生物知识产权优势，一方面通过WTO立法框架打开发展中国家市场的大门，另一方面通过绿色壁垒将发展中国家的生物产品阻却在本国市场之外。这种状况持续下去，会在生物产品方面造成发展中国家严重的贸易逆差，并最终形成发达国家的生物知识产权垄断和掠夺式定价。
　　绿色壁垒的存在违背了WTO的基本原则。WTO法不仅在国际法律秩序中是一种相对独立的法律体系，而且是国际法律秩序中一种独特或自成一类(self-contained)的法律体系。[9]WTO的立法理念在于消除关税壁垒和贸易歧视待遇，从而降低国际贸易的成本并最大限度地保证国际经济生活的实质公平。但是发达国家利用WTO立法架构中的天然缺陷，通过绿色壁垒对发展中国家的生物产品进行不合理的限制和制约。
三、知识产权法保护：转基因生物技术发展的必然出路
由于转基因生物往往具有优良的性状，因此在发展中国家生物产品中转基因生物产品所占的比例迅速增加。2002年全球转基因农业作物的种植面积已经达到5870万公顷，主要分布在美国、阿根廷、加拿大、中国、巴西和南非。在一些国家，转基因作物是采用率最高的农业新技术，其发展速度比杂交技术的使用快得多。[10] 因此，以欧盟为首的发达国家为了限制发展中国家的产品进入市场，首先对转基因生物产品制定了极为严格的限制制度。这一生物产品绿色壁垒对发展中国家的生物产品国际贸易造成了重大影响。同时，作为转基因生物产品出口大国的美国在绿色壁垒的限制下同样遭受重创，因而在美国与欧盟间引发了激烈的转基因生物产品贸易争端。[11]转基因生物产品遭受绿色壁垒的限制，是与转基因技术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息息相关的。转基因技术在带来了全球农业的深刻革命的同时，也将生物制品国际贸易带入了新的困境。一方面，如果放任转基因生物及其制品越境转移，一国转基因生物造成的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问题可能会迅速全球化；另一方面，如果放任各国对转基因生物及其制品采取不同的限制措施，则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可能扼杀对促进农业发展和人类进步颇具前途的基因技术，并最终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合法利益。[12]
要解决转基因生物（GMOs）及其制品面临的国际贸易困境，就必须加强对转基因生物技术的知识产权法保护，从而促进转基因技术的发展。知识产权是设定在特定创新性智力成果这种特定信息上的专有权、排他权。[13]作为一种制度理性，知识产权法的价值在于通过保护适当程度的合法垄断来维护权利人的利益，并最终促进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虽然转基因技术在生物科技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其对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引起广泛而激烈的争论。只有加强知识产权法保护，才能促进转基因生物技术向绿色、安全、可持续的方向发展，并最终解决生物产品的绿色壁垒问题。
首先，要加强转基因生物技术的知识产权立法保护。自1983年开始出现以来，转基因生物技术在知识产权领域带来了大量的立法冲突。有鉴于此，相关知识产权立法应当突破传统民商法、经济法的权利架构，将转基因生物知识产权作为一种新型的特殊民事权利加以界定。各国应当尽量制定统一实体规范，对同类生物产品实行同等准入标准，取消对发展中国家的歧视待遇和绿色壁垒等滥用知识产权优势造成的非关税壁垒。
其次，要加强转基因生物技术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大量国际条约、国际组织的存在以及各国国内立法的不同，在生物产品国际贸易中造成了严重的司法管辖冲突。这一国际私法上的管辖冲突严重妨害了有关争端的解决。为了妥善处理国际贸易中的转基因生物知识产权争端，在难以制定统一实体规范的情况下，各国应当严格执行有关冲突规范，加强转基因生物技术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力度。当前，知识产权法对转基因技术的司法保护形式大于实质，因此加强相关知识产权司法是促进转基因技术发展的当务之急。
最后，要加强转基因生物技术的知识产权执法保护。司法救济具有非常明显的滞后性，绝大多数的社会冲突是通过国家行政机关的执法活动加以解决的。知识产权因国家主管机关依法授予或确认而产生，这一特征是由知识产权客体的非物质性所决定的。[14]转基因技术知识产权的取得也同样需要经过有关机关的行政确认程序。国家行政机关应当妥善运用行政指导、行政许可、行政检查、行政强制以及转基因生物技术的边境保护，促进转基因生物技术迅速发展并最终在技术层面突破发达国家绿色壁垒的严格限制。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Difficulty and Outlet of GMOs Technology
Abstract: GMOs technology proposes stern challenge to the tradi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system. Because the security of GMOs still does not make clear, certain developed countries established the green barrier using the WTO legislation loophole to limit developing countries extension gene biology product. This phenomenon caused GMOs technology faces difficult posi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To solve green barrier question which GMOs technology faces, we must transfer property rights law protection to develop GMOs technology rapidly.
Key words: GMOs Biology technology Intellectual property

【作者简介】李长健，男，湖南省湘西人，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法学系主任，教授。武汉大学国际经济法专业在读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经济法、知识产权法、国际经济法。地址：湖北省武汉市 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

本论文为华中农业大学科技创新基金课题《WTO背景下我国农业知识产权保护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课题部分成果，课题编号：52204—02017。

[1] 周纪昌：《论转基因农产品国际贸易与我国发展战略》，载《经济经纬》2004年第5期。
[2] 李扬等：《知识产权基础理论和前沿问题》，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340页。
[3] 李长健主编：《新编经济法通论》，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50页。
[4] 【德】魏德士：《法理学》，丁晓春、吴越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47页。
[5] See Henry G. Schermers and Niels M. Blokker,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al Law(1995), third revised edition,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pp.1-3.
[6] 刘迅：《浅析绿色壁垒与WTO多边贸易规则》，载《农村经济》2005年第1期。
[7] 张平、马骁：《标准化与知识产权战略》，知识产权出版社2002年版，第125页。
[8] 如作为转基因生物产品生产大国的美国在2003年3月颁布了生物安全管理法规修正案，进一步加强对药用及工业用转基因植物的管理。
[9] 邵沙平、余敏友主编：《国际法问题专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1页。
[10] 喻翠玲、冯中朝：《全球转基因作物生产概况与发展趋势》，载《生态经济》2005年第7期。
[11] 李正明：《美欧转基因产品之争对农产品国际贸易影响分析》，载《商业研究》2005年第9期。
[12] 何艳梅：《〈生物安全议定书〉的贸易条款及其影响》，载《国际贸易问题》2005年第10期。
[13] 郑成思主编：《知识产权——应用法学与基本理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7页。
[14] 李永明主编：《知识产权法》，浙江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页。


福建省福州市人民政府


福州市人民政府令第59号



《福州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办法》已经2013年市人民政府第22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3年11月1日起施行。
　　　　　　　　　　　　　　　　　　　　　　　　　　　　

　　　　　　　　　　　　　　　　　 　　　　 市　长:　杨益民　

　　　　　　　　　　　　　　　　　　　　　　2013年9月4日

　　　　　　　　　　　　　　　　　　　　　　　　　　　　

　　　　　　　　　　　　　　　　　　　　　

　　福州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城市轨道交通的规划建设，保障城市轨道交通建设顺利进行，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轨道交通的建设及其相关管理活动。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轨道交通，是指本市地铁、轻轨等城市轨道公共客运系统，包括规划轨道交通、在建轨道交通和运营轨道交通。

　　本办法所称轨道交通设施，是指为保障轨道交通系统正常安全运营而设置的轨道、隧道、高架桥及路基、车站（含出入口、通道等附属）、风井、车辆段、停车场、控制中心、变电站（所）、车辆、机电设备系统及其他附属设备等，以及为保障轨道交通运营而设置的其他相关设施。

　　　　第四条 本市轨道交通实行统筹规划、分期建设、安全运营的原则。

　　轨道交通建设资金实行政府投资与多渠道筹集相结合。

　　第五条　市人民政府统一领导、统筹安排轨道交通规划和建设；福州市地铁工程建设指挥部负责轨道交通工程建设的日常指挥协调工作；福州市城市地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轨道交通建设单位）具体负责实施轨道交通建设。

　　城乡规划、建设、发展和改革、国土资源、人防、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等行政管理部门以及有关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做好轨道交通建设的相关工作。

　　供电、供水、排水、供气、通信等相关单位，应当配合轨道交通建设，保障工程建设顺利进行。

　　　 第二章　规划管理

　　第六条　轨道交通规划主要包括轨道交通线网规划以及轨道交通建设规划。

　　第七条　轨道交通规划应当符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纳入城市总体规划。

　　轨道交通规划由市发展和改革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编制，并按照规定的程序报批。经批准的轨道交通规划不得擅自变更。

　　第八条　市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轨道交通规划，会同国土资源等部门编制轨道交通土地利用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对轨道交通建设用地进行规划管理和控制。

　　规划确定的轨道交通建设用地，未经法定程序调整不得改变用途。

　　第九条　市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结合客流量、换乘需要和用地条件，预留交通换乘枢纽、停车场等相关公共设施用地。

　　第十条　建立轨道交通建设土地专项储备制度。

　　市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将轨道交通、相关公共设施建设用地一并纳入轨道交通建设用地的土地征收（用）范围，并协调办理轨道交通建设用地出让、划拨手续。

　　第三章　建设管理

　　第十一条　轨道交通建设应当按照国家基本建设项目管理规定和批准的轨道交通规划进行。

　　 轨道交通建设单位应当在轨道交通建设项目初步设计前对轨道轨道交通建设项目沿线周边已有建（构）筑物和城市基础设施等进行调查和记录。

　　 轨道交通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要求对轨道交通建设项目进行安全质量风险评估。

　　第十二条　轨道交通建设实行 “地下优先”的原则。轨道交通的地下建设，不受其上方土地所有权、使用权归属的限制。

　　轨道交通建设需要临时占用地下、地表、地上空间的，其上方和相邻的建筑物、构筑物及土地的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应当提供必要的便利。

　　第十三条　轨道交通工程建设期间，轨道交通建设单位应当采取措施，保护沿线上方和周边已有建筑物、构筑物、地下管线以及设施的安全。

　　轨道交通建设单位在轨道交通建设工程沿线采取技术保护及监测措施的，相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损毁或擅自移动轨道交通建设工程沿线测量控制基点。

　　第十四条　轨道交通建设影响周边建（构）筑物或者通信、供电、供水、热力、排水、燃气、人防工程等管线的，轨道交通建设单位应当及时组织勘察、设计，相关主管部门、产权单位及个人应当予以配合，提供相关详细资料。

　　建设单位因轨道交通建设需要进入沿线建（构）筑物内对建（构）筑物进行监测或鉴定的，应当提前向产权人发出协助通知，产权人应当予以配合。

　　第十五条　因轨道交通建设必须拆除或迁移相关市政公用设施的，轨道交通建设单位应当与有关产权单位协商，有关产权单位应当予以配合。可以恢复的，轨道交通建设单位应当在施工完成后予以恢复；不能恢复的，应当建设相应的替代设施。

　　第十六条　因轨道交通建设需要进行管线迁移的，各管线产权单位应当予以配合，协商确定管线迁移方案并主动协助实施。按照原标准迁移的，管线迁移费用由轨道交通建设单位承担；管线产权单位要求提高标准或者增加管线容量、数量的，提高或者增加的费用由管线产权单位承担。

　　第十七条　轨道交通工程建设期间，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制订局部和区域交通组织疏解方案、城市交通堵塞应急处理方案。

　　第十八条　商业开发项目需要轨道交通配套对接出入口的，应当经市政府同意后，由项目业主与轨道交通建设单位就接入通道权属等事项达成协议，项目业主应当承担相应的建设费用。

　　第十九条　轨道交通建设单位应当按照环境保护、文物保护、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等方面法律法规的规定，做好轨道交通工程建设期间的环保、文保、市容和环境卫生工作。

　　第二十条　轨道交通工程建设项目的勘察、设计、施工（含设备）、监理，由具备相应资质等级的单位承担，并遵守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标准。

　　第二十一条　轨道交通建设单位应当明确安全质量职责，对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实施安全质量管理。

　　各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轨道交通工程建设的施工安全和工程质量进行监督管理。

　　第二十二条　轨道交通工程竣工后，应当进行工程初验；初验合格的，可以进行不载客试运行；试运行合格，并具备基本运营条件的，可以进行试运营。

　　第二十三条　轨道交通建设单位应当及时收集、整理轨道交通工程建设档案，在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及时按规定向市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和城乡建设档案管理机构移交轨道交通工程建设档案。

　　第四章 保护区管理

　　第二十四条　轨道交通设置控制保护区，保证轨道交通规划、建设顺利进行和建成后的安全运营。

　　规划线路控制保护区的范围为：以轨道规划线路中线为基线，每侧宽度为60米。

　　在建和建成的线路，控制保护区范围为：

　　（一）地下车站和隧道结构外边线周边外侧50米内；

　　（二）地面车站和高架车站以及线路轨道外边线外侧30米内；

　　（三）出入口、风亭、冷却塔、主变电所、控制中心等建（构）筑物结构外边线以及车辆段（停车场）用地范围外侧10米内；

　　（四）穿过闽江的隧道、桥梁结构外边线外侧100米内。

　　第二十五条　在轨道交通控制保护区内设立轨道交通特别保护区，特别保护区的范围如下：

　　（一）地下车站和隧道结构外边线外侧5米内；

　　（二）高架车站及高架线路工程结构水平投影外侧3米内；

　　（三）地面车站及地面线路路堤或路堑边线外侧3米内；

　　（四）出入口、风亭、冷却塔、主变电所、控制中心等建（构）筑物结构外边线以及车辆段（停车场）用地范围外侧5米内；

　　（五）过江河、湖泊等水域的隧道、桥梁结构外边线外侧50米内；

　　（六）高压电缆沟水平投影外侧3米内。

　　因地质条件或者其他特殊情况，市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轨道交通控制保护区和特别保护区范围进行调整。

　　第二十六条　在轨道交通控制保护区范围内进行下列活动的，业主或施工单位应当制定轨道交通设施保护方案，征得轨道交通建设单位的同意后，按有关程序办理审批手续：

　　（一）新建、改建、扩建或者拆除建（构）筑物；

　　（二）钻探、基坑（槽）开挖、爆破、桩基础施工、取土、填土、顶进、灌浆、锚杆作业；

　　（三）新建塘堰、开挖河道水渠、采石挖砂、打井取水、地下采水；

　　（四）敷设管线、穿越或者跨越轨道交通设施的作业；

　　（五）在过江河、湖泊等水域的隧道段疏浚河道渠道和抛锚、拖锚作业；

　　（六）其他可能影响轨道交通设施的行为。

　　第二十七条　在轨道交通特别保护区范围内，除必需的市政、园林、环卫和人防工程外，不得进行其他建设活动。

　　第二十八条　在轨道交通控制保护区和特别保护区内进行建设的，设计、施工方案应由建设单位组织不少于3个城市轨道交通方面的专家参与进行论证，并严格按照方案组织施工，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建设活动的监督管理。

　　第二十九条　轨道交通建设单位应当对轨道交通控制保护区和特别保护区范围内的建设项目进行定期巡查，发现施工作业危及或者可能危及轨道交通设施安全的，可以要求施工作业单位停止作业并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施工作业单位拒不停止作业的，轨道交通建设单位应当及时报告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对危及轨道交通设施安全的，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责成施工单位立即停止作业，并依法处理。

　　第三十条　敷设在轨道交通控制保护区和特别保护区范围内的地下管线，其所有权人或者使用权人应当加强管线的巡查、维护和管理，保障管线安全，避免对轨道交通设施的安全产生影响。轨道交通建设单位应当提供必要的便利。

　　第五章　安全应急管理

　　第三十一条　轨道交通建设项目在进行可行性研究时，应当对其安全生产条件进行论证和安全预评价；在项目初步设计时，轨道交通建设单位应当委托有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对项目进行安全质量风险评估专项设计。

　　第三十二条　轨道交通建设项目安全设施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安全设施竣工或者试运行完成后，应当对安全设施进行验收评价。

　　第三十三条　轨道交通建设单位应当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建立事故预防、报告和处理制度，执行建设过程动态安全监测制度，做好安全生产工作。

　　第三十四条　轨道交通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安全生产管理有关规定，设置配备必要的安全警示标志和救援设备器材，并保持其性能完好。

　　轨道交通建设单位应当制定轨道交通建设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方案，定期组织应急抢险队伍演练，随时做好轨道交通抢险准备。

　　第三十五条　发生轨道交通建设安全事故，轨道交通建设单位应当按照轨道交通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方案，迅速采取有效措施，防止事故扩大，避免或者减少人员伤亡，并及时向市人民政府和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报告。

　　第三十六条　发生轨道交通建设安全事故，市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事故所在地区、县人民政府以及供电、供水、供气、通信等单位，应当按照轨道交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规定，进行应急保障和抢险救援。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七条　未按本办法规定取得批准，擅自在轨道交通控制保护区和特别保护区范围内进行建设的，由市城乡规划、建设等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处理；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十八条　在轨道交通控制保护区和特别保护区范围内施工作业未执行有效保护方案的，或者拒绝接受轨道交通建设单位安全监控的，由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工整改；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十九条　对妨碍轨道交通工程建设实施的单位和个人，由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四十条　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轨道交通建设单位及其工作人员不履行本办法规定的职责，或者有其他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行为的，由其所在部门、单位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一条　本办法自2013年11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