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法在我国法院的适用探悉


按照WTO 规则处理事务，这是WTO 各成员方应当遵守的义务，从法律适用的角度来说，加入WTO 对各成员经济法制的影响表现为其国内法院和行政机关如何确保WTO 规则在国内得以实施。我国现在已经加入了WTO ，人民法院将会越来越多地介入国际贸易问题，并将审理涉及WTO 规则的贸易、服务、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等纠纷案件。是否可以在审判中适用以及怎样在审判中适用WTO 法律规则或法律原则，是人民法院所关心的实质问题之一。从理论上看，国际条约在司法审判中的直接适用效力问题与条约对缔约国的约束力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一国参加国际条约后，条约即对其发生国际法意义上的约束力，但从国际实践的情况看，条约对缔约国具有约束力并不必然意味着国际条约可以为该国法院直接适用。为此探悉WTO 法在我国法院的适用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 国目前在条约适用方面的现状
从总体上看，我国法律在条约的适用方面未规定统一的或单一的模式，司法实践中认识比较模糊。
第一、我国宪法对条约的法律地位及适用未作出明确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历经数次修改，均没有规定条约的法律地位及适用的一般性原则，在宪法中虽然涉及条约事项，却基本上局限于缔约程序方面。如现行《宪法》第六十七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下列职权：-------；（十三）决定同外国缔结条约和重要协定的批准和废除；第八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派遣和召回驻外全权代表，批准和废除同外国缔结的条约和重要协定。1990年《缔结条约程序法》首次以法律的形式对条约问题作了一些调整，但仍局限于条约的缔结和审批程序，没有规定条约在国内的实施问题。
第二、国在立法实践中存在不同的条约实施模式并存的情况。
正是因为宪法未明确规定国际条约的实施问题，导致我国在立法实践中，法出多门，难以统一，而且有的立法值的商榷。我国的国际条约实施模式主要有一下三种：
实施模式一 将条约转化为国内法律。即在加入条约或签定协议后制定专项法律，将条约、协议的内容和原则在国内法中加以直接规定，或者不直接提及条约、协定的规定，而在国内相关立法中体现条约的原则精神以实施国际条约。如我国在加入《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和《领事关系公约》以后，将两个公约的内容纳入了我国国内法律体系，制定了《外交特权与豁免条例》和《领事特权与豁免条例》。
实施模式二 在法律中直接规定国际条约的适用。即在法律中直接规定国际条约在全国或一定地域内实施。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条规定：“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罪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所承担的条约义务的范围内行使刑事管辖权的，适用本法”。在我国1990年颁布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39条中规定：“《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国际劳工公约适用于香港的有关规定继续有效，通过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予以实施。”
实施模式三 在国内直接适用国际条约。即不具体规定国际条约的内容，而在立法中确立处理条约与法律关系的基本原则。在这种模式中一般是明确规定国内条约与国际条约有不同规定的，优先适用国际条约。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八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同本法有不同规定的，适用该国际条约的规定，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事法律有不同规定的，适用该国际条约的规定，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这种模式在我国的立法中得到了普遍的运用，已经有相当多的立法采用了这种国家条约适用模式。比如民航法、行政诉讼法、海关法、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等。
第三、司法实践对国际条约的适用模糊不清。
从整体来看，我国法院有关国际条约适用的司法实践虽已取得了不少的经验，但实际仍处于初创阶段。不少司法工作人员常常对相关立法的目的、含义、适用范围不作具体分析和界定而径直适用条约，似乎某一方面的立法关于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可以适用于所有的国际条约。究其原因，首先是取乏对我国国际条约适用体制的研究，只知一些部门法规定了直接使用国际条约，却不知我国还有间接适用国际条约的立法实践。其次是我国国际条约适用的立法实践存在混乱情况，导致司法实践的混乱。再次一些要求直接适用国际条约的立法不无商榷余地。
二、 TO法的及国外的适用情况
WTO（WORLD TRADE ORGANIZATION，世界贸易组织）诞生于1995年1月1日，它是当今世界上全面规范个成员贸易政策、调整他们之间贸易关系的全球性贸易组织。现在它已成为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相鼎立的三大国际经济组织之一。由于在世界经济领域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它被人们形象地称为当今国际社会的“经济联合国”。
WTO是一个政府间的国际组织，它的宪章性纲领文件是《建立世界贸易组织马拉喀什协定》，这个政府间的协议有两个特点：其一，它是一个政府间的协议，协议本身并不要求一定由各国的国会予以批准。其二，它是一个国际条约，具有国际法上的约束力，但是WTO并没有要求各成员在国内直接实施WTO法。它有一个相当宏大的法律体系，是由《建立世界贸易组织马拉喀什协定》作为宪章性文件纲领，将乌拉圭回合所达成的“一揽子协议”作为它的附件，形成法律文件群，组成一部内容广泛、篇幅宏大的“法典”。《建立世界贸易组织马拉喀什协定》共有四个附件，它们是：附件1A多边货物贸易协定、附件1B《服务贸易总协定》、附件1C《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附件2《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附件3《贸易政策审议机制》，附件4复边贸易协定。WTO四个附件的每一个中又包含着若干个法律文件，目前WTO 法律文件共有五十多份文件，其中有二十九份是协议，还有二十多份是部长级会议宣言、总理事会决议。它们涵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与贸易有关的的知识产权等方方面面。从内容上看，WTO法律的特点是规范和约束政府的政府行为。其目的是通过对政府行为的约束来消除或者限制政府对跨国境贸易的干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实质上是政府入世。在这个宏大的法律文集中，对企业产生直接影响的极少，有学者说只有两个：一是反倾销协议；一个是有关国营贸易的规定，故这些学者把WTO法称为“国际行政法典”。因此在事实上，WTO法就原原本本的属于国际公法的范畴。
WTO 具有自己独立的争端解决机制，它排除了内国法院和国际法院的介入。其争端解决机构（DSB）是WTO解决其成员在履行WTO各项协定方面产生纠纷的专门管辖机构，对其成员提出的申述，有权进行调解、斡旋直至作出正式裁决。根据《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DSU）的规定，DSB有权应申述方的要求设立专家小组，并为受理争端当事方对专家小组报告的上诉，设立一个常设上诉机构。争端解决机构负责采纳专家小组和上诉机构的报告，监督裁决建议的执行。争端解决机构决策采用“反向一致原则”，即一项裁决只有一致反对才能被否决，只要有一方同意即能通过。在程序运作方面，根据DSU规定，DSB在WTO框架下解决争端是按照以下程序运作的：磋商调解程序、专家组程序、上诉复审程序和执行程序。在执行程序中，DSB的执行措施——授权一成员对另一成员的补偿、减让中止甚至交叉报复，均是在成员之间进行，并不直接涉及各成员内的私人（贸易商）。
WTO成员国对WTO法的直接适用持比较谨慎的态度。这个问题的核心在于私人诉讼主体能否依据WTO法规定直接向法院主张权利。法院如果支持当事人的主张，则意味着WTO法具有直接适用效力，否则即无直接适用效力。WTO主要是各国政府缔结的，政府是WTO法所调整的法律关系的主体，承担着WTO法所确定的义务。在此情况下，直接效力问题就不是一个简单的私人诉讼问题，而是直接关系到政府行为（包括立法行为）的影响。如果认定WTO 法的直接效力，则它与国内法规定相冲突的时候就出现了超乎想象复杂的问题。
在适用国际条约的实践中，世界各国通常有两种作法，即一元论适用和二元论适用。一元论认为：国际条约与国内法并不是两种彼此独立的法律，而是同一法律体系的不同组成部分。在这两个部分中，国际条约的效力通常高于国内法。属于一元论适用的国家主要为德国、法国、日本、瑞士等大陆法系国家。二元论认为：国际条约与国内法属于两种完全不同的法律体系，彼此之间不发生隶属关系，国际条约必须借助国内法才能发生国内层面的效力，即国际条约必须“转化”为国内法才能适用。属于二元论适用的主要为美国、英国等海洋法系国家。值得注意的是，在一元论国家中虽然一般情况下并不排除国际条约直接适用的可能，可是在其法院，对国际条约也可能拒绝直接适用。WTO 情况下，这个问题显的尤其突出。西方发达国家和世界贸易的主要成员国的司法实践几乎一致倾向于WTO法不具有直接适用效力。
首先来看欧盟的情况。欧盟在传统上属于一元论适用地区，国际条约在欧盟原则上具有直接适用效力。欧洲法院已裁定国际条约自动成为欧共体法一部分而无须转化，欧共体法院可以直接适用。但在GATT/WTO（GATT即关税与贸易总协定，WTO是GATT的延伸和发展），欧洲法院则一贯坚持法院不可直接适用。上一世纪70年代在审理国际水果公司案中，欧洲法院认为：GATT是基于对等互利谈判原则而建立的，GATT条款尤其是有关缔约方可背离GATT义务的可能性、紧急保障措施以及争端解决的规定具有极大弹性，故GATT不能直接适用。在其后的一系列判决中欧洲法院重申了GATT不具有直接效力的判例原则，并将这些判例原则适用于欧共体成员国。1999年11月23日，欧洲法院在“葡萄牙诉理事会案”的判决中认为，WTO协定与GATT一样缺乏直接效力，WTO协定因其性质和结构而原则上不属于法院可据以审查共同体机关的行为的合法性的规定之列。欧洲法院的判例得到了欧盟成员国的明确支持，也就是说，在欧盟“WTO协定极其附件不得由私人在国内法院诉讼中加以沿用”。
美国是通过国内立法明确排除了WTO协议在美国法院的直接效力。从历史上看，GATT原来系采用议定书方式“临时适用”的，故在美国不属于自动执行条约。美国乌拉圭回合协议法明确规定：任何人均不得依据乌拉圭回合协议，在无论何种诉讼中对美国政府部门、政府机构或其他政治实体包括任何州或州辖政治实体的行为或不行为提出与WTO协议不相一致的攻击。因此，WTO法只有在“转化”为具体实施多边贸易协议的美国国内法或行政命令之后，才是美国法院和海关可以适用的法律渊源。
日本宪法规定日本缔结的国际条约须善意遵守，国际条约在日本通过纳入方式成为日本法的一部分，但国际条约在日本司法实践中是否具有适用效力却没有得到完全解决。尤其在GATT/WTO领域，日本迄今并未承认其在日本具有直接适用效力。在这一点上日本与我国有着极其相似的情况，因此日本法院同样与我国法院一样遇到WTO法是否可以直接适用的问题。在1990年日本法院判决的当事人提出日本政府违反GATT规定，其立法行动本身不合法的“京都领带案”中，日本法院认为，如属违反GATT，其后果也只是其他缔约方可要求与日本进行磋商或对日本采取报复措施，因此日本的这个立法行为并不违法。尽管日本在缔结WTO后尚未有相关的规定或案例，但可以肯定，在美国及欧盟均否定WTO法的直接适用效力的情况下，日本法院面对私人以日本国内法律违反WTO法为由提起的诉讼，绝不可能裁定日本法律无效。
三、 我国法院应当怎样适用WTO法
由于我国目前尚无确立统一的国际条约适用原则，国际条约在国内如何适用取决于国际条约的具体情况，没有现成的答案。我国法院如何适用国际条约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适用WTO法则更为复杂。法学界对这一问题较少深入探讨，且更多的是探讨集中在国际条约的执行的一些基本原则，并只对WTO法作简单的分析，然后按照现行立法对号入座，因此得出WTO法可以直接适用的结论。我国法学界与司法实务界的传统观点为直接适用，目前仍占有较大的市场。这种意见认为人民法院应当直接适用WTO法。其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
（1）、我国宪法虽然未明确规定国际条约在我国可以直接适用，但规定了国际条约的缔结程序。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和《缔结条约程序法》的规定，某些国际条约，特别是WTO法的缔结批准机关就是我国的立法机关，因此，国际条约在内国的效力与国内法律的效力是一致的；
（2）、虽然立法程序与国际条约的缔结程序不一样，然而，“条约必须遵守”的国际惯例要求国际条约与国内法的效力应当在一个层面上。WTO 法是国际条约其中之一，那么WTO法同样与国内法律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可以直接适用；
（3）、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二款和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八条均规定的法律原则，即我国参加的国际条约与我国的民事法律和程序规定有不同规定的，优先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民航法、行政诉讼法、海关法、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等对此也予以支持，WTO 法属于国际条约，故应当优先适用；
（4）、我国法院在审判实践中已经有直接适用国际条约的先例。
在直接适用的观点中，意见也有分歧。有的主张WTO法不必再进行任何“加工”，应予直接适用；有的主张修改国内法，国内法没有的可直接适用WTO法的规定；还有的提出以直接适用为主，以间接适用为辅。
直接适用的观点从表面上看似乎是成立的，但是，它没有考虑到WTO法的根本性质、国际间的惯例和我国的具体情况，此外，在理论和操作上也存在着一定的缺陷。间接适用又称为非直接适用，这种意见认为我国法院不能直接适用WTO法。笔者认为间接适用WTO法更符合我国国情，其理由有以下几条：
（1）、WTO法属于国际公法，调整的是政府间的政治、经济、贸易关系。其内容中的货物贸易协议、服务贸易协议、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均仅仅限制成员（政府），并不适用于私人贸易商。它不同于一般民商事国际条约，可以直接为私人（贸易商）创设权利义务。因此，不是WTO法权利主体的私人（贸易商）当然不得直接援引WTO法作为民商诉讼的权利依据。法院自然更不得在民商审判中直接适用WTO法。至于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等规定的条约优先。大体上有三种情况：一是法律适用条款，解决的是国际私法法律冲突问题。二是程序适用条款。如文书送达或者通知时间等，在我国参加的国际条约的规定与国内法不一致的，应当适用国际条约。三是具体适用。这些法律中的“优先”应理解为“属于私法领域的条约优先”。WTO为公法，民法通则和民事诉讼法、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规定的优先不能加以覆盖。
（2）、WTO有着自己独特的争端解决机制，并由自己专门的机构负责执行。从它的机制来看，它完全排除了法院的介入，任何法院的判决对WTO的争端解决都没有意义。即使国内立法不符合WTO法，其后果也只是其他缔约方要求进行磋商，磋商不能达成谅解则向DSB申请解决。因此，法院没有必要在行政诉讼中直接适用WTO法来审查国内法是否符合WTO法。
（3）、WTO法没有要求其成员国直接适用WTO法。WTO协议规定各成员国可以自主决定以何种方式来履行协议所规定的义务。也就是说，根据国际法承担的义务在国内怎样履行，是直接适用还是把国际法转换为国内法，WTO 法没有统一规定。《建立世界贸易组织马拉喀什协议》第16条4款规定，每个成员都应确使其法律法规和行政程序符合附属各协议。每个成员国要通过修改和制定法律使之符合WTO 规则，从而履行义务。反之WTO 如果要求其协议效力优于国内法，就没有必要要求各成员国修改国内法。
（4）、是否直接适用WTO法，涉及到国家主权的行使。在经济贸易领域，WTO是有史以来对国家主权影响最深的国际条约。WTO从其建立的宗旨来看，并非仅局限于贸易范围，而是全面涉及成员国的内外经济贸易政策，按照成员国内立法必须WTO法一致的原则，成员国的经济立法主权受到极大的约束。使得传统意义上的国家经济贸易主权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我国法院如果来直接适用，则势必进一步削弱我国的经济贸易主权，无益于我国政府的有效行政及有意义的对外交往，从而使得我国加入WTO的初衷无法实现。
（5）、WTO法的政治性决定其不能直接适用于我国法院。WTO 法不仅是经济贸易条约，更重要的是它完全是一个政治条约。WTO 法是发达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之间通过斗争妥协的结果，也是大家求同存异的产物。其中既有经济的因素、还有文化的因素，更为重要的是政治的因素。WTO 的一百多个成员，有着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结构、政治体制、政权组织形式、历史文化传统，没有种种的政治斗争、妥协是不可能达成一致的。复杂的国际政治谈判和妥协，决不是那国法院可以直接介入的，我国法院也同样如此。
（6）、国际惯例不要求我国法院直接适用WTO法。从欧盟、美国、日本在内的世界主要贸易国家的一贯司法惯例来看，WTO法不宜直接适用。如美国1994年《乌拉圭回合协议法》明确规定，在WTO法与美国联邦法律冲突时，美国法律优先；欧盟理事会1994年在批准《乌拉圭回合协议》的决定序言中说，WTO协议的性质不适合在共同体或者共同体成员的法院直接适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国法院仍然按照一般国际条约的适用方式来适用WTO法，即直接在诉讼中适用WTO法。一方面直接会导致内外国私人（贸易商）的诉讼差别待遇问题。外国私人在我国可以享有可以直接援引WTO法作为权利依据，我国的私人（贸易商）在国外法院诉讼时只能在该外国的国内法中去找权利依据，却不能引用WTO法为诉讼理由。另一方面将间接导致我国经济立法同其他成员国的经济立法的赤字，即我国的经济立法完全屈同于WTO法，国家经贸利益完全失去自己的维护手段，其他成员国则可以通过自己国内立法设立一定的屏障，以对其经贸利益进行一定程度上的保护。
（7）、我国法院直接适用WTO法的技术困难。第一是文义把握难。首先，WTO法有英文、法文、西班牙文三种正式文本。中文只是译本，不是正式的文本，译本只是为了方便我国国内的学习、理解，这与我国加入或缔结的其他双边、多边国际条约不一致。其次，我国法院有最高法院、高级法院、中级法院、基层法院四个层级，其中高级法院有三十几个，中级法院有三百多个，基层法院三千多个，这些法院分布在幅员辽阔、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地区，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法官素质参差不齐。中文译本翻译是否准确，我国的法院难以判断，对条文的理解、适用难以达到统一。因此，难以确保在全国统一准确适用。第二是法院没有解释权，其判决权威受到挑战。首先，WTO法实际上属于公法领域的国际条约。按照其规定，条约的解释权由其成员共同行使或由其总理事会行使，也可由WTO争端解决机构通过其判例解释，其成员无权个别行使。中国属于其成员，无权单独解释，或者说解释没有效力。我国法院作为我国的审判机关自然无权解释。其次，WTO法是成员之间斗争与妥协的结果，在其条文设立上必然、故意也现实地存在模糊不清、摸棱两可的情况，要透过很强的政治、外交因素去寻找其统一，绝不是法院的法官用法律思维就可以的到答案的；再次，法律适用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法官往往不仅需要从法律条文的文义上去理解，还要从其立法精神、立法历史、司法惯例甚至学理解释等多方面考证具体法条在具体案件中的适用。要从GATT/WTO的立法目的和谈判历史及国外司法判例中漫无边际去寻找答案，恐怕早以超出了法官的职权范围。
（8）、我国现行宪法、法律没有要求直接适用WTO法。有的学者认为：宪法、法律仅仅规定缔约的程序而未规定条约的法律地位及适用，是因为立法者的意图是通过规定条约的缔结程序来确定条约在国内法上的地位及适用，比如条约的缔结机关与法律的制定机关相同即可以认为条约的地位与法律的地位相同。这种观点有失偏颇，因为条约具有各种不同的层次或情况，宪法的规定仅仅涉及应当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和批准的条约和重要协定，其他的条约并不都由最高立法机关批准。1990年《缔结条约程序法》就规定，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都可以批准加入条约；我国可以国家、政府及政府部门三种名义对外缔结条约，但因条约的不同种类，不同的条约又实行不同的审批程序，分别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批准或核准。在其第七条中具体规定：必须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加入的为“条约和重要协定”，包括：A、友好合作条约和平条约等政治条约；B、有关领土和划定边界的条约；C、有关司法协作、引渡的条约；D、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有不同规定的条约、协定；E、缔约各方议定必须经批准的条约、协定；F、其他需经批准的条约、协定。在其第八条中又具体规定：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批准的范围之外的、国务院规定须经核准或者各方议定须经批准的“协定和其他具有条约性质的文件”由国务院核准。从上述规定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条约的缔结程序与立法的程序并不相同，批准条约的并不一定是最高立法机关。因此，不能说由国务院各部委对外签定的、不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缔结的条约或协定，其效力上高于或等于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制定的基本法律及法律。我们只能判断，宪法既没有排除直接适用，也没有排除间接适用。
(9)、间接适用WTO法已具有现实性。从上一个世纪末我国开始申请加入GATT/WTO到去年正式WTO成员国，我国WTO 法的原则和要求颁布和修改了一大批法律、法规，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些新颁布和修改的法律、法规在内容、范围和操作性上体现甚至超过WTO法的要求，WTO法已经能有效的在我国国内层面上发挥作用。我国法院也完全可以通过执行国内法律来履行WTO法所规定的义务。从某种角度说，间接适用WTO法较之直接适用更值得信赖、效果更为明显。
（10）、直接适用WTO法的理论存在矛盾，实践中缺乏操作性。，“国内法没有的可直接适用WTO法”的意见，实际是将WTO法作为国内法的补充，这同其主张的WTO法效力高于或等同于国内法的观点相矛盾；“以直接适用为主，以间接适用为辅”的意见，事实上在审判实践中无法操作，法院在何种情况下以直接适用为主，何种情况下以间接适用为辅呢？
因此，可以肯定的说，间接适用（非直接适用）WTO法，是我国法院唯一切实可行的实施办法。

四川泸州纳溪法院 兰平 刘波

天津市人大常委会


天津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办法


（2003年10月30日天津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2003年10月30日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9号公布）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保护、培育和合理利用森林资源，加快林业发展，改善生态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森林资源的培育种植、采伐利用、经营管理的，都必须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市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市林业工作。区、县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辖区的林业工作。

乡镇林业工作机构对基层林业生产经营实施组织管理、提供服务。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贯彻国家加快林业发展的基本方针，根据生态建设需要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要求，增加对林业建设投入，加大力度重点发展公益林业，推动生态建设，提高林业科技水平，组织社会各方面力量植树造林，加强森林保护和管理，保证森林资源稳定增长。

第五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按照森林的利用方向和生产经营目的，将林业区分为公益林业和商品林业，实行分类经营、管理。

公益林业按照公益事业进行管理，以政府投资为主，吸收社会力量共同建设；商品林业按照基础产业进行管理，主要由市场配置资源，政府给予必要扶持。

第六条 鼓励有能力的农户、城镇居民、科技人员、私营企业主、外国投资者、企业事业单位和机关团体的干部职工等各种社会主体跨所有制、跨行业、跨地区投资林业建设，发展非公有制林业，其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第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对造林绿化、保护森林资源和林业科学研究及推广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八条 植树造林、保护森林资源是公民应尽的义务。公民有权对破坏森林资源的行为进行制止、举报和控告。

第二章 林地林权管理

第九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森林、林木、林地，应当按照下列规定确定权属：

（一）国有的土地上自然生长的森林、林木，其所有权属于国家；单位和个人营造的林木，其所有权属于营造单位和个人。

（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其所有的土地上营造的林木和自然生长的森林、林木，其所有权属于该集体经济组织；承包集体所有的土地营造的森林、林木，其所有权属于承包方，双方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

（三）在国有的土地上义务栽植的林木，归使用该土地的单位所有；没有明确使用单位的，归国家所有。在集体所有的土地上义务栽植的林木，归该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另有协议或者合同约定的，按照协议或者合同的约定确定所有权。

（四）单位与单位、单位与个人、个人与个人之间合作营造的林木，为合作各方共有。

（五）农村村民在房前屋后、自留地、自留山上种植的林木，其所有权属于个人。

第十条 森林、林木和林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也可以依法作价入股或者作为合资、合作造林、经营林木的出资、合作条件，但不得将林地改为非林地。

依照前款规定实施流转的，应当坚持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尊重当事人的意愿。

集体所有的森林、林木和林地使用权的流转，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必须依照法定程序办理。

第十一条 森林、林木、林地，由市和区、县人民政府核发林权证书，确认其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确权发证的具体工作，由市和区、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

林权证书是该森林、林木、林地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法律凭证。

森林、林木、林地的所有者和使用者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

第十二条 单位之间发生林木、林地所有权、使用权争议的，应当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在本区、县范围内的，由区、县人民政府处理；跨区、县的，由市人民政府处理；与外省、市之间的争议，由市人民政府与有关省、市人民政府协商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发生林木、林地所有权、使用权争议的，由当地区、县人民政府处理。

申请处理林木、林地权属争议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提交书面申请和有关确权资料。

当事人对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通知之日起一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在林木和林地权属争议解决之前，任何一方都不得砍伐有争议的林木，变动有争议的林地，或者在有争议的林地进行其他生产、经营活动。

第三章 植树造林

第十三条 市和区、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本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会同有关部门制定林业发展规划，确定森林覆盖率目标，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

各部门和单位应当按照规划进行造林绿化。

第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组织全民义务植树，开展植树造林活动。

第十五条 在宜林荒山、河渠沿岸、海岸沿线、湖泊水库周围、公路铁路两侧和其他水土易流失的地区，应当分别营造水土保持林、水源涵养林、护岸林、沿海防护林、护路林等公益林。

第十六条 造林绿化应当按照下列规定实行负责制：

（一）宜林荒山荒地，属于国家所有的，由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主管部门组织造林；属于集体所有的，由集体经济组织负责组织造林。

（二）国家机关、团体、部队、企业、学校和其他单位管理范围内适宜造林的土地，由该单位负责造林。

（三）农村村民使用的自留山，由农村村民负责造林。

在国家或者集体所有的土地上承包造林的，应当签订合同。违反合同的，承担违约责任。

第十七条 公益林建设必须遵守全面质量管理规定和技术规程，规范管理制度，对造林规划和设计、种苗准备、整地栽植、抚育管护等主要工序实施全过程管理，重点工程还应当推行招投标和监理制度，确保造林质量与成效。

市和区、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植树造林加强指导和监督，组织检查验收，核实造林和成林面积。对未完成植树造林任务的部门和单位，应当责令限期完成。

实行造林质量事故责任追究制度，对重大和特大质量事故依照有关规定追究有关责任单位和直接责任人的责任。

第四章 森林资源管理

第十八条 市和区、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对森林资源的保护、利用、更新进行管理和监督。

第十九条 建立森林资源清查制度。各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组织森林清查，建立森林资源档案和监测体系，掌握森林资源变化情况。

市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会同统计行政管理部门在市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每五年组织一次全市森林资源清查工作。

第二十条 国有林场、苗圃、森林公园和自然保护区的建立、撤销、合并、改变隶属关系，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第二十一条 勘查、开采矿藏和修建道路、水利、电力、通讯等工程，应当不占或者少占林地；必须征用、占用林地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第十六条规定执行。

第二十二条 临时占用林地的，按照下列权限审批：

（一）临时占用公益林林地面积五公顷以上，其他林地面积二十公顷以上的，由市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报国务院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二）临时占用公益林林地面积不足五公顷，其他林地面积二公顷以上不足二十公顷的，由市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三）临时占用公益林以外的其他林地面积不足二公顷的，由市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区、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临时占用林地的期限不得超过两年，期满应当归还并恢复林业生产条件。到期不及时恢复林业生产条件的，由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恢复；逾期不恢复的，由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代为恢复。所需费用由责任者承担。

第二十三条 征用、占用林地应当支付的林地补偿费、林木补偿费，按照市人民政府的有关规定执行；应当支付的人员安置补助费，依照《天津市土地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执行。

临时占用林地的补偿，按照用地单位与林地的所有者或者使用者签订的协议执行。

第五章 森林保护

第二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和单位建立护林组织，负责护林工作，督促有林的单位订立护林公约。

国有林场和有林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根据实际需要配备护林员，并落实管护责任制。护林员负责巡护森林，制止破坏森林资源的行为，检查森林火灾隐患，维护林业管理秩序；对造成森林资源破坏的，提请当地有关部门及时处理。

在行政区域交界的林区，乡、镇人民政府和村民委员会应当建立护林联防组织，负责联防区的护林工作。

第二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做好森林火灾的预防扑救工作。森林防火实行行政首长区域负责制。

每年的10月1日至次年的5月31日为森林防火期。

第二十六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林业法制建设和林政管理工作，建立健全林政队伍，依照国家有关规定设立森林公安机关。

林政管理机构、森林公安机关和森林植物检疫站，根据国家规定的权限，履行其职责和义务。

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在林区设立木材检查站，负责检查木材运输。

第二十七条 市和区、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森林病虫害防治工作。

森林、林木经营单位或者个人，发现其经营管理的森林、林木可能发生或者已经发生病虫害，应当及时进行防治，并报告当地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发生严重森林病虫害时，当地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组织除治；发生危险性检疫病虫害时，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在发生疫情的地区设立临时性森林病虫害检疫检查站，防止疫情蔓延。

市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规定森林植物的补充检疫对象，并负责对森林植物进行检疫。

第二十八条 自然保护区的具体管理，按照国务院批准的《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规定执行。

对自然保护区以外的珍贵树种和林区内具有特殊价值的动物、植物资源，应当认真保护；未经市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不得采伐、采集和捕猎。

第二十九条 禁止在封山育林区域内砍柴、放牧。

未经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山区水土保持林、水源涵养林和封山育林区采挖或者移植林木。

第三十条 从林区运出木材必须持有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木材运输证明。

运输森林植物及其林产品（包括乔木、灌木、竹类、野生珍贵花卉、苗木、林木种子、繁殖材料和木材等），必须持有县级以上森林植物检疫机构签发的检疫证书。

铁路、公路、水运、航空等运输部门和邮政部门，凭木材运输证明和检疫证书办理承运、邮寄手续。林业执法人员可以进入车站、港口、机场、货场进行检查。

第三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在林区进行木材经营（含加工），必须经市或者区、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六章 采伐管理

第三十二条 森林和林木根据用材林的消耗量低于生长量的原则，实行限额采伐。

国家批准的本市年森林采伐限额，由市人民政府下达到区、县人民政府和铁路、公路、城市绿化主管部门。

人工商品林实行不同于其他林木的采伐管理办法。

第三十三条 人工商品林按照合理经营、持续利用的原则，由经营者依法编制和实施森林经营方案。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按照森林经营方案确定的合理年采伐量，安排采伐限额。

达到市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规定规模的人工商品林经营者，可以单独编制年采伐限额。

第三十四条 在采伐限额编制单位内，人工商品林采伐限额本年节余的，经市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可以结转下年使用。

第三十五条 人工商品林的采伐限额不得用于采伐其他林木，但其他林木的采伐限额可以用于采伐人工商品林。

第三十六条 采伐林木实行采伐许可证制度，采伐林木的单位和个人必须持证采伐。农村村民采伐自留地和房前屋后个人所有的零星林木除外。

负责核发林木采伐许可证的主管部门不得超过市人民政府批准的年采伐限额发放采伐许可证。

负责核发林木采伐许可证的主管部门必须使用市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印制的林木采伐许可证。

第三十七条 林木采伐实行分级分类审批制度。对公益林必须加强保护，严格管理，其采伐实行分级审批，具体权限由市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确定。对人工商品林，由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林木经营者编制的森林经营方案依法审批。

铁路、公路的护路林木和城镇林木的更新采伐，分别由铁路、公路和城市绿化主管部门批准。

一级河道护堤、护岸林木的更新采伐，属于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批范围的，市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委托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属于城市绿化主管部门审批范围的，由城市绿化主管部门审批。

水行政主管部门接受委托进行审批时应遵守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委托要求，并接受市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

铁路、公路、城市绿化主管部门和接受委托的市水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对林木的更新采伐进行审批后，应当在三十日内向市和所在区、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三十八条 人工商品林的采伐不得影响生态环境和水土保持，对采伐后容易发生水土流失或者造成生态破坏的，应当采取水土保持或者生态保护措施。

第三十九条 区、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林木采伐实行伐前勘查核实、伐中监督采伐、伐后验收更新。

市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全市采伐限额管理、采伐审批和采伐许可证发放进行监督检查。

第七章 支持和保障

第四十条 公益林业建设、管理和重大林业基础设施的投资，应当纳入各级人民政府的财政预算，并予以优先安排。

商品林的营造和管理费用，以经营者的投入为主，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在资金、技术、信息等方面予以扶持、指导。

第四十一条 按照国家对林业实行的长期限、低利息的信贷扶持政策，金融机构和林业经营者可以协商确定贷款期限，政府视情况实行财政贴息。林业经营者可以依法以林木抵押申请贷款。

第四十二条 依法征收的育林基金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逐步全部返还林业生产经营者。

第四十三条 建立森林生态补偿基金，用于公益林的森林资源、林木营造、抚育、保护和管理。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必须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具体办法由市人民政府根据国务院规定另行制定。

第四十四条 森林火灾消防、森林病虫害防治、林业执法和森林资源的清查、保护管理所需经费，列入各级财政预算。

第八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五条 盗伐、滥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的行政处罚，由区、县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按照森林法和森林法实施条例有关规定处理。

盗伐、滥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在封山育林区内砍柴、放牧的，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给予警告，责令其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二百元以下的罚款；致使森林、林木受到损坏的，依法赔偿损失，补种毁坏株数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树木，拒不补种树木或者补种不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由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代为补种，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支付。

违反本办法规定采挖或者移植林木的，由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没收林木或者变卖所得，并处林木价值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七条 以暴力、威胁手段、阻碍林业行政执法人员和护林员依法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八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四十九条 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执法人员在执行公务时，应当穿着公务制服，佩戴统一标志，出示执法证件。

第五十条 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九章 附则

第五十一条 林区的范围由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划定，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

第五十二条 城市园林绿化管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五十三条 本办法自2004年1月1日起施行。1997年1月8日天津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的《天津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办法》同时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