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债权人代位权制度

林智明

[提 要] 《合同法》及其解释（一）规定了我国债权人代位权制度，对促进我国企业体制改革和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结合审判实践，就我国债权人代位权制度若干的司法务实问题作了探讨，并在与传统民法上的债权人代位权制度作比较的基础上，就我国债权人代位权制度进行了总体的评析。全文共6300字。
[关键词] 债权人代位权，企业体制改革，三角债，《合同法》解释（一）

债权人代位权制度是我国 《合同法》规定的一项崭新的法律制度。它的确立使我国民法债的保全体系在理论上进一步完善，填补了法律漏洞，为保护债权人利益提供了更周密更细致的法律依据，对解决企业“三角债”优化民商交易环境具有积极的作用。本文拟结合审判实践，就我国债权人代位权制度谈些看法。
一、 债权人代位权概念分析
代位权在民法上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包括继承人代位权和求偿代位权，而后者又包括债权人代位权和债务人代位权。可见，债权人代位权系民法上代位权的种概念。其在债法领域正式确立于法国。《法国民法典》第1166条规定：“债权人得行使债务人的一切权利及诉讼，但权利和诉讼权专属于债务人的，不在此限。”此后，《西班牙民法典》第111条，《意大利民法典》第1234条、《日本民法典》第423条以及我国台湾民法典第242条亦有类似规定。我国债权人代位权的雏形最先见于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国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其第300条规定：“被执行人不能清偿债务，但对第三人享有到期债权的，人民法院可依申请执行人的申请，通知该第三人向申请执行人履行债务。该第三人对债务没有异议但又在通知指定的期限内不履行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执行。”但其仅适用于诉讼终结并已进入强制执行的情形，从而不具备普遍的意义。为此，《合同法》第73条作了更综合普遍的规定：“因债务人怠于行使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债务人的债权，但该债权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除外。”“代位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债权人行使代位权的必要费用，由债务人负担。”从而确立了我国民法上的债权人代位权制度。
根据《合同法》第73条的规定，债权人代位权是指债权人依法享有的为保全其债权，以自己名义行使属于债务人权利的实体权利。当债务人怠于行使属于其自身的实体权利而危及债权人的权利实现时，该债权人可依债权人代位权，以自己的名义向次债务人行使债务人怠于行使的权利。[1]其主要有如下的特点。
第一、代位权是债权人代替债务人向次债务人主张权利，其突破债权的相对性而具备对外的效力，以达到债的保全的目的。
第二、代位权的行使必须通过诉讼程序来行使，债权人通过行使代位权获得的利益，只有通过强制执行程序才能满足其债权，而且行使代位权的范围应以保全债权的必要为限。
第三、债权人在行使代位权的过程中应以自己的名义而不能以债务人的名义行使代位权，并且不能随意处分债务人的权利，否则应对由此给债务人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债权人代位权与撤销权设立的宗旨均系保护债权人的债权不受债务人不当行为的损害，性质上都是债的保全措施，但撤销权系指债权人在债务人与他人实施处分其财产或权利的行为危害债权的实现时，得由法院予以撤销的权利，[2]其与代位权的显著区别在于前者针对的是债务人不当处分财产的积极行为，而代位权则针对的是债务人不行使权利的消极行为。
代位权亦不同于债权让与。第一、成立要件不同，债权让与须让与人与受让人之间达成协议，债权人行使代位权在债务人怠于行使到期债权危害其利益时，无须债务人同意即可通过人民法院直接向次债务人行使；第二、法律后果不同。债权让与告毕后，让与人与受与人的债权债务关系即告消灭；而代位权诉讼中仅在债权人胜诉且获取全部清偿时其与债务人的债权债务关系方可消灭，胜诉但因债务人资不抵债仅获部分清偿或债权人败诉时其与债务人的债的法律关系则依然存在。第三、在解决企业三角债的价值功能上，两者均通过变更某一债务人的清偿对象以便促进经济流转，但债权让与无疑更能方便并促进民商经济要素的便捷流转，而代位权则着重在债务人消极履行乃至故意逃债之时用法律手段设置的诉讼措施，其救济保障功能更明显。
二、我国债权人代位权制度的主要内容
（一）代位权的构成要件
根据《合同法》第73条及其解释（一）第12条的规定，代位权的构成要件有：
1、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债权务必合法且确定。债权的合法有效存在是债权人行使代位权的前提和基础，如果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不存在，债权被撤销或非法，债权人均不存在代位权。
2、债务人对次债务人必须享有合法确定的债权，且此种债权尚未被处分，如次债务人已将所欠的债务清偿则不存在代位权。
3、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合同法》解释（一）第13条规定：“合同法第七十三条规定的‘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是指不履行其对债权人的到期债务，又不可以诉讼方式或者仲裁方式向其债务人主张其享有的具有金钱给付的内容的到期债权，致使债权人的到期债权未能实现。”
4、债务人的债权已到期。必须是债权人对债务人以及债务人对次债务人的债权均到期，方可行使代位权。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是债务人向债权人履行债务和债权人接受债务人履行的时间，未到期的债务一般不能主张代位权，不然将有害债务人的期限利益。
5、债务人的债权不是专属债务人自身的债权。《合同法》解释（一）第12条规定：“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债权是指基于抚养关系、扶养关系、赡养关系、继承关系产生的给付请求权和劳动报酬、退休金、养老金、抚恤金、安置费、人寿保险、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等权利。
（二） 代位权的行使
在符合法律规定条件下，债务人的各个债权人均可行使代位权。具体情况有：1、各债权人为共同原告以同一次债务人为被告提起代位权诉讼；2、两个或两个以上债权人分别以同一次债务人为被告提起代位权诉讼，人民法院合并审理；3、债权人代位权诉讼胜诉后，其他债权人以同一次债务人为被告，就其所负债务的余额提起代位权诉讼。
传统民法认为，代位权的行使方式有两种，即裁判方式和径行方式。从国外立法看，或未限定代位权必须由裁判行使，或可明确推知代位权既可采用裁判方式，亦可采用径行方式。[3]《合同法》第73条规定：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以自己名义代位行使债务人的债权”，这意味我国排除径行方式以及仲裁方式行使代位权的可能。
（三） 诉讼管辖和当事人确定
《合同法》解释（一）第14条规定：“债权人依照合同法第七十三条的规定提起代位权诉讼的，由被告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第16条规定：“债权人以次债务人为被告向人民法院提起代位权诉讼，未将债务人列为第三人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债务人为第三人。
（四） 次债务人的抗辩权
《合同法》解释（一）第18条规定：“在代位权诉讼中，
次债务人对债务人的抗辩，可以向债权人主张。债务人在代位权诉讼中对债权人的债权提出异议，经审查异议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债权人的起诉。”
（五） 代位权行使的法律后果
《合同法》解释（一）第20条规定：“债权人向次债务人提起代位权诉讼经人民法院审理后认定代位权成立的，由次债务人向债权人履行清偿义务，债权人与债务人、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相应的债权债务关系即可消灭。”该规定促使债权人获得了优先受偿权。但明显排除“入库规则”的采用。
三、 我国债权代位权制度审判务实若干问题
《合同法》及其解释（一）关于代位权制度的规定尚不够具体明确，尤其偏重实体规定而忽略相应程序性规定，其尚有不少问题要在司法运作方式过程中进一步明确。
（一）债权人代位权客体范围的确定
从债的发生原因上分类，我国民法规定了合同之债、无因
管理之债、不当得利之债和侵权行为之债，那么除合同债权外，其他几种债权可否能成为代位权的客体？我们认为从《合同法》立法的总体设计上看，其预备将《合同法》总则部分作为将来《民法典》的债编总则，其第73条使用“债权“一词无意将代位权限制在合同领域，因此，只要符合行使代位权条件的，四种债权均可行使代位权，审判实践中应不因其仅为合同法规定而对其他三类的债权不予以适用。这是符合债权人代位权制度保护债权人利益的立法宗旨的。当然，从这个意义上说，债权人代位权制度本质是一个债法上的保全制度，我国在制定《民法典》时，应加以规定和完善。
专属债务人自身不能行使代位权的债权的具体范围包括：1、对债务人的期待权不能行使代位权，“得为债权人代位权之物体者，为债务人现有之权利”可使代位权的债权必须是现有的债权；2、对债务人专属权不能行使代位权，包括基于亲属关系、身份关系产生的给付请求权，债务人以人格、精神利益为基础的权利的如因生命、健康、名誉、自由等受侵害产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3、对劳动报酬、养老金、退休金、救济金、抚恤金等法律禁止扣押的权利不能行使代位权；4、禁止转让的权利，如依权利性质不得让与，以公益理由不得让与，以当事人特别约定不得让与的权利，不能行使代位权；5、非财产性权利。如监护权、婚姻撤销权、离婚请求权、非婚生子女的认领权及否认权等。这些权利虽然间接会对债务人的财产产生影响，但此等权利的行使与否全凭权利人本人意志，他人不得代位行使。
债权“到期”如何确定？我们认为，考察债务是否到期，
应当依照债权人与债务人以及债务人与次债务人对履行期限的约定来确定。若未对履行期限做出约定或约定不明，则应依《合同法》第62条第4项来确定，即以债务人向次债务人提出履行要求中所确定的履行期限为届满的期限，自此时开始视为债务人的债权已到履行期限。
（二）代位权诉讼中当事人诉讼地位的确定
在代位权诉讼中，债权人系原告，次债务人为被告，自属无疑。但对债务人的地位，实践中有人将其列为共同被告，我们认为不妥，因为债权人行使代位权的内容是债务人的债权，债务人不能成为自身债权的被告。《合同法》解释（一）第16条规定，债务人如参加诉讼，其地位是第三人，但对是否具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则没有规定。笔者认为，债权人参加诉讼后，有权在对债权合法性及期限问题提出异议，而且可以向次债务人诉求其向本人履行全部债务，因此应该列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
（三）代位权诉讼标的的范围
《合同法》第73条的“债权人的债权”是指行使的债权人的债权，还是所有债权人的债权，曾有不同的意见。[4]《合同法》解释（一）颁行并明确代位权归属后，已可肯定仅限于行使代位权的债权人的自身债权；代位权人为数人时，则为数债权之和。该解释第21条进一步规定：“债权人行使代位权的请求数额超过债务人所负债务或者超过次债务人对债务人所负债务额的，对超出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亦即，当次债权额高于债权额时，债权人的代位请求权应以债权额为限，而前一数额低于后者时，债权人的代位请求权应以债权数额为限。在此规则约束下，债权人可以同时对数个次债权提起代位权诉讼。
《合同法》第73条第2款规定：“债权人行使代位权的必
要费用，由债务人负担。”“必要费用”具体指哪些？笔者认为，除应包括行使代位权的必要开销如诉讼费、交通费、住宿费、通讯费等等，在债权人行使代位权之前对债务人已为催告的情况下，还应当包括代位权诉讼给债权人带来的间接损失比如误工费，还应包括一定的报酬。
（四） 代位权诉讼中债权人的举证责任
从《合同法》第73条规定看，代位权之行使以债务人“怠于行使到期债权”并“对债权人造成损害”为标准。在审判实践中，除了债务人履行迟延外还应同时具备以下情形之一的，方视为有行使代位权之必要：1、债务人的数个债权均到期而未获清偿；2、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债权债务关系已进入诉讼或仲裁程序，且通过诉讼保全到足以清偿债务的资产；3、债务人未能履行生效的判决书、调解书或裁定书；4、债务人向该债权人或全体债权人明确表示无力清偿部分或全部债权；5、有其他证据证明债务人已处资不抵债的状况。债权人作为代位权诉讼的原告须就此承担举证责任。
劳动者在工作时间非工作场地摔伤应认定为工伤

四川精济律师事务所 何宁湘律师


　　[ 问题的由来 ]
　　在劳动政策调控劳动关系、职工劳动福利待遇的状态下，长期以来对于劳动福利待遇中的工伤事故认定与处理，坚持了在工作岗位上受伤的要求，最早的工伤待遇法规是1951年2月26日政务院发布1953年1月2日修正的《劳动保险条例》。对于一些情形下的事故认定与处理是依据1963年1月24日(63)中劳薪字17号《劳动部工资局关于职工因工伤亡或非因工伤亡如何划分的问题》，一般都采取了当时的政策、人事关系下的从宽处理。而后实行了“两个工作”（即在工作时间、在工作场所）原则来认定工伤。
　　《劳动法》公布实施后，对于劳动关系处理进入了劳动法律关系的法制轨道，对于职工工伤认定与处理的法规政策也相应出台。除了劳动部1996年8月发布的《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外，最能体现“两个工作”以外的最著名的劳动政策工伤认定文件要数1997年12月22日劳办发〔1997〕115号《劳动部办公厅对的复函》，该文规定“凡是职工在上下班必经路线途中遭受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后负伤、致残或者死亡的，无论该职工及其用人单位是否参加工伤保险，该职工都应认定为工伤，并享受有关的工伤待遇。”充分体现了对劳动者合法权益保护与我国法律公平性。
　　2003年4月日公布了《工伤保险条例》，《工伤保险条例》除了规定了工伤认定的条件、工伤亡赔付标准较之前的福利待遇有较大提高外，更重要的是条例使工伤赔付由以前的企业支付，转到由社保机构支付的社会保障体系之中。这一重要转变从本质上讲，是将劳动工伤福利待遇完全纳入了劳动法律关系制度轨道上，对工伤认定条件进一步明确具体，同时认定的要求也将趋于严格，大幅度削弱了认定过程的人情代替规定的状况。但《工伤保险条例》增加一个“工作”成了“三工作（即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这样原有的问题解决了，而新的问题也随之出现。今年有一四川省省级局局人事干部来电话咨询，说该局下属一个事业单位的一名职工在工作值班，当天下雨，该职工中午去职工食堂打午饭，由于地滑摔伤。问该职工是否应认定为工伤。这一案例引出两个新问题：
　　1、劳动者在工作时间非工作场地摔伤能否认定为工伤？
　　2、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出现工伤是否应适用《劳动法》的相关规定？


　　[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何文良诉成都市武侯区劳动局工伤认定行政行为案（摘要） ]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4年第9期　　
　　原告：何文良，男，70岁，农民，住四川省盐亭县五龙乡。
　　被告：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法定代表人：陈昌华，该局局长。
　　第三人：成都四通印制电路板厂。
　　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簇桥乡。
　　成都市武侯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武侯区劳动局)于2002年10月23日以成武劳函[2002]23号《企业职工伤亡性质认定书》认定何文良之子何龙章的伤亡性质不是工伤。何文良不服，向成都市劳动局申请复议，成都市劳动局于2002年12月11日作出成劳社行复决[2002]1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武侯区劳动局对何龙章伤亡性质认定。何文良仍不服武侯区劳动局的行政复议决定，于2003年1月9日向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原告诉称：何龙章生前系成都四通印制电路板厂工人。2002年9月24日下午的上班期间，何龙章被发现摔倒在车间旁的厕所内不省人事，经送往医院急救无效死亡。死亡原因为重型颅脑损伤，呼吸循环衰竭。因厂方未及时足额支付治疗费及其他相关费用，也未提起伤亡性质认定，我于2002年10月8日向武侯区劳动局申请对何龙章伤亡性质认定，武侯区劳动局认定何龙章不是工伤所依据的事实不清，回避了厂方的厕所潮湿，有重大安全隐患的事实。死者明显是被厕所内的积水滑倒而致颅脑损伤，且应与工作有关；请求撤销被告对何龙章作出的伤亡性质认定。
　　被告辩称：我局受理原告申请后，即派人到成都四通印制电路板厂进行了调查，因为何龙章是上班铃声响后未进车间而先到厕所小便，在厕所里不慎摔伤，经送往医院抢救无效后死亡。故认定何龙章上厕所与从事的本职工作无关，不属于工伤。原告称厕所存在不安全隐患，没有证据证实。
　　被告提供的法规依据有：
　　1．劳动部1996年8月发布的(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
　　2．四川省劳动厅于1989年印发的《关于划分因工与非因工伤亡界限的暂行规定》。
　　3．四川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2002年10月9日《关于职工伤残性质认定问题的复函》。
　　第三人辩称：我厂的厕所从未发生过有人滑倒的情况，被告对何龙章伤亡性质的认定是正确的。

　　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认为：
　　何龙章作为第三人四通印制电路板厂的职工，已与四通印制电路板厂建立了事实上的劳动关系。何文良是何龙章之父，在认为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子依法获得工伤保险赔偿待遇的合法权益时，有权提起行政诉讼。被告武侯区劳动局是主管劳动与社会保障的行政机关，具有对辖区内的职工伤亡性质认定的行政职权。武侯区劳动局在举证期限内没有提供向何文良送达成劳社行复决[2002]1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的证据，亦未就何文良的起诉期限提出异议，根据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相关规定，武侯区劳动局对此负有举证义务，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视为何文良是在收到《行政复议决定书》的十五日内提起行政诉讼，符合起诉条件。
　　本案中原、被告双方争议的主要焦点是：武侯区劳动局认定何龙章在“上厕所”中因摔伤致死与其本职工作无关有无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以下简称劳动法)第三条规定，劳动者享有“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的权利，“上厕所”是人的自然生理现象，任何用工单位或个人都应当为劳动者提供必要的劳动卫生条件，维护劳动者的基本权利。“上厕所”虽然是个人的生理现象，与劳动者的工作内容无关，但这是人的必要的、合理的生理需要，与劳动者的正常工作密不可分，被告片面地认为“上厕所”是个人生理需要的私事，与劳动者的本职工作无关，故作出认定何龙章不是工伤的具体行政行为，与劳动法保护劳动者合法权利的基本原则相悖，也有悖于社会常理；根据《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第九条规定，“职工由于下列情形之一造成负伤、致残、死亡的不应认定为工伤：(一)犯罪或违法；(二)自杀或自残；(三)斗殴；(四)酗酒；(五)蓄意违章；(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其中列举的不应当认定为工伤的情形均是职工因自己的过错致伤、致残、死亡的，由于本案中没有证据证明何龙章受伤是因自己的过错所致，因而不属于不应认定为工伤的情形。根据武侯区劳动局提供的四川省劳动厅《关于划分因工与非因工伤亡界限的暂行规定》第二条“确定比照因工伤亡的原则为职工发生与生产、工作有一定关系的意外伤亡”的规定，即使是“在上下班时间、在上下班必经路线途中，发生属于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其他无法抗拒的意外事故致残，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或死亡的”，都应当确定为比照因工伤亡，而何龙章则是在上班时间在工作区域内发生的非本人过错的伤亡，不认定为工伤与上述法规、规定的本意不符，也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依据。因此，武侯区劳动局根据何文良的申请对何龙章受伤死亡作出不予认定为因工负伤的行政行为没有法律、法规依据。关于原、被告对何龙章是否是因用工单位的厕所存在不安全因素摔伤致死的争议，因对本案不产生实际影响，故对此不作认定。
　　综上，被告武侯区劳动局在《企业职工伤亡性质认定书》中对何龙章的伤亡性质认定为不是因工负伤不符合法律规定，所适用法规、规章不当，应予撤销。因武侯区劳动局为主管劳动与社会保障的行政机关，负有对其所辖区域内职工伤亡性质予以认定的行政管理职权，故被诉行政行为被撤销以后，应当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依法行使职权重新作出行政行为。原告何文良的诉讼请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应予以支持。
　　据此，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之规定，于2003年5月16日判决：
　　一、撤销成都市武侯区劳动与社会保障局成武劳函[2002]23号《企业职工伤亡性质认定书》；
　　二、成都市武侯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根据何龙章近亲属的申请对何龙章死亡是否属于工伤重新认定。

　　一审宣判后，四通印制电路板厂不服，向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四通印制电路板厂的主要理由是：何龙章上厕所发生意外摔伤致死是与工作无直接关系的私事，事发时何龙章虽然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区域内，但并不是在完成本职工作任务中发生的意外摔伤，不应认定为因工负伤。劳动部关于“在上下班的规定时间和必经路线上，发生无本人责任或本人主要责任的道路交通机动车事故的”规定，属法规专项规定的特例，不应任意扩大解释。一审法院据此推论认为“上厕所”摔伤属工伤，没有法律依据。
　　何文良对原审判决无异议。
　　武侯区劳动局二审辩称：何龙章在事发地摔伤，并非在厂方安排的本职工作岗位上，也不属于完成本职工作任务中发生的因公所致的伤亡，且事发地并不存在安全隐患，应是偶然发生的意外事故，该情形不符合劳动部和四川省劳动厅关于认定工伤的规定。原审判决中以“上厕所”是个人必要的、合理的生理需要，与劳动者的正常工作密不可分这一自然现象来认定工伤，缺乏法律依据。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确认一审查明的事实。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劳动者享有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的权利，是劳动法规定的基本原则，任何用工单位或个人都应当为劳动者提供必要的劳动卫生条件，维护劳动者的基本权利。劳动者在日常工作中“上厕所”是其必要的、合理的生理需求，与劳动者的正常工作密不可分，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被告作出的行政认定未体现劳动法中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基本原则，属适用法律、法规错误。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撤销成武劳函[2002]23号伤亡性质认定，责令成都市武侯区劳动局对何龙章死亡性质重新认定正确。
　　据此，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规定，于2003年9月17日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评析】
　　1、该案成都两级人民法院创造性的做出“劳动者在日常工作中“上厕所”是其必要的、合理的生理需求，与劳动者的正常工作密不可分，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的判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