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部等


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严厉打击盗窃破坏国防通讯线路设备犯罪活动的通知
1991年6月20日，公安部等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
最近，江泽民总书记就军队通讯线路设备被盗窃破坏的问题做了重要指示，指出一个时期以来，军队通讯电线被盗严重，许多通讯电缆被割走，甚至地下电缆也不幸免。通讯联络在军事上的重要性，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对于这类犯罪活动要严厉打击。要求公安部、高检、高法认真抓一下这件事。各地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要认真贯彻江泽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立即采取有效措施，抓紧抓好，抓出成效。
近几年来，国防通讯线路设备被盗窃、被破坏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不少犯罪分子结成团伙，连续作案，有的由暗偷发展为明抢，气焰十分嚣张，严重危害国家安全。据不完全统计，1990年发生盗窃破坏国防通讯线路案件2700多起，被盗割通讯线路3100多公里，不仅造成了近千万元的直接经济损失，而且对国防、战备危害极大。1990年2月，通往卫星发射基地的国防线路连续两次被盗割，造成正在进行的卫星调控测试工作全部中断。同年3月，浙江省某地军事海底通讯电缆被犯罪分子盗走10公里，至今该通讯线路仍未完全恢复。1987年至今年4月中旬，仅云南省内的国防通讯线路就发生盗线案件1140多起，被盗金属线材120多万米，重达5．8万多公斤，致使内地至边境的通讯联络时常濒于瘫痪状态，严重影响了边境军事斗争的组织指挥。海南省内的国防通讯架空明线已经基本被盗光。
针对这类犯罪的特点和当前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特作如下通知：
一、保卫国防通讯线路设备的安全是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的重要职责。必须充分认识保卫国防通讯线路设备不受犯罪分子的破坏，其重要意义不仅在于保护国家财产，更主要的在于保障国家安全。各级领导务必高度重视，认真研究贯彻江泽民总书记的指示，把打击这类犯罪列入重要工作日程，采取坚决措施，依法狠狠打击盗窃破坏国防通讯线路设备的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
二、盗窃破坏通讯设备的犯罪分子是当前“严打”斗争的重点对象之一。各地、各部门要按照“严打”工作总的部署，专门就打击盗窃破坏国防通讯线路设备的违法犯罪问题进行一次研究，检查、落实各项打击、防范措施。情况严重的地区，要及时开展有声势的专项斗争。可建议地方政府或由公、检、法三家联合发布通告，大张旗鼓地发动群众，大造声势，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号召群众检举揭发违法犯罪活动，责令犯罪分子投案自首，以震慑犯罪。对已发生的此类案件，不论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多少，公安机关都要及时立案，立即开展侦查。要加强侦查破案工作，组织专门力量，把近年来发生的这类未破案件分类排队，采取各种侦查措施，集中力量将那些破坏严重的大案逐案突破。同时要通过破案和深入细致的调查摸底工作，深挖犯罪团伙。检察院对公安机关移送的案件，要本着“两个基本”的原则，及时批捕起诉，法院要抓紧审理判决。对典刑案例，应召开群众大会公开宣判。
三、要依法从重从快处罚盗窃破坏国防通讯线路设备的犯罪分子，坚决克服处理偏轻的现象。公安机关对抓获的犯罪分子要抓紧审结移送检察院，不得以罚代刑。检察院、法院要认真执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1990年7月10日《关于依法严惩盗窃破坏通讯设备犯罪的规定》，对盗窃通讯设备虽然价值数额不大，但危害公共安全已构成破坏通讯设备罪的，或者盗窃通讯设备价值数额较大并构成破坏通讯设备罪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的规定定罪处刑。对盗窃通讯设备价值数额巨大，或者情节特别严重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五十二条或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第一条第（一）项的规定，以盗窃罪从重判处。对群众性哄抢盗割事件，要坚持教育大多数，惩办为首者的政策，但对哄抢的物资必须收缴。
四、切实贯彻“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强化防范措施。主管部门和单位领导要切实负起责任，除军队内部加强管理外，地方要对本辖区内的国防通讯线路设备实行属地保护，同时做好地区之间、部门之间、地方和军队之间的协作。要在当地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广泛发动和教育群众遵纪守法，自觉遵守保护国防通讯线路设备的各项规定。对由于部门主管领导及直接责任者失职或渎职而导致发案、销赃的，要严肃处理，不得宽容。坚决纠正管理不善、处理不严的作法。
五、加强对废旧金属收购行业的管理，坚决堵塞销赃渠道。发生这类案件较多的地区，公安机关要调查摸清赃物流向，与有关部门协同开展废旧金属收购行业的整顿。要对废旧金属收购站、点逐一重新审查核定。尤其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把游动的个体收购人员管紧管严。对经主管部门同意、公安机关审查批准、领有营业执照的收购站、点，符合要求的，准予继续经营；对擅自收购生产性废旧金属，或者有违章违法收购问题的，要视情节轻重，依法给予罚款、停业整顿、吊销营业执照等治安、工商行政处罚。对无视国家有关法规，非法收购被盗的通讯线路器材的，只要有证据证明其应当或者能够知道是赃物的，应视为“明知是赃物而购买”，依照《刑法》第一百七十二条规定以销赃罪论处。事前与盗窃通讯线路器材的犯罪分子通谋的，以共同犯罪论处。
六、要在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广泛开展群众性保护国防通讯线路设备的工作。要注重宣传，充分利用报纸、广播、电视及标语等多种渠道、多种形式向广大群众宣传《军事设施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增强群众的守法意识和维护国防通讯线路的责任感，形成护线光荣、毁线可耻的社会风气，积极同违法犯罪分子作斗争。发生这类案件较多的地区或设有重要国防通讯线路设备的地区，应组织军民联防队伍，动员和组织民兵开展经常性巡逻守护工作，保证国防通讯线路设备的安全。
各地接此通知后，请即报告党委、政府，并主动与当地驻军联系，听取驻军对打击盗窃破坏国防通讯线路设备犯罪的工作意见，认真研究贯彻落实本通知的具体措施，在当地党委、政府领导下切实开展工作。各地贯彻本通知的情况请分别向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及时报告。


【摘要】婚姻审判涉及实体法与程序法的综合适用问题，一般婚姻法学教材不能满足其需要，有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需要从零开始研究。它不仅涉及“婚姻审判法学”的研究方法问题，也涉及一些重大理论或司法适用问题。如我国家事程序几乎处于“零立法”状态，但司法审判一刻也不能离开程序，涉及身份关系性质的诉讼程序有若干重大理论需要解决。而实体法方面，诸如民法总则如何适用亲属法（婚姻法）；民法学上的身份范围；婚姻形态的判断标准；重婚的信赖保护；“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离婚标准的适用及其存废；“身份财产”的特点及其司法适用；夫妻共同债务的司法认定与法律设计；等等；都需要研究解决。限于篇幅，这里选择20个实体法问题予以综述，以便学界和实务界快捷地了解相关内容，并希望对相关问题关注和深入研讨。
【关键词】婚姻审判；实体法；理论和司法适用问题；研究综述
目录
1、“婚姻审判法学”研究应当突破传统的范围与方法
2、民法总则适用亲属法（婚姻法）的范围有限
3、民法上的身份应当专指亲属法上的身份
4、身份行为是非利益行为，有其自身特点
5、应当重新构建婚姻形态判断标准
6、司法审判所涉及的六类婚姻的划分及其意义
7、我国离婚标准的例示主义立法模式应当修改与完善
8、“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离婚标准不宜修改
9、应当设立重婚信赖保护制度
10、我国家庭暴力不应当包括虐待、“冷暴力”等非暴力行为
11、男女平等的法律并不是最好的法律
12、应当承认事实婚姻，并赋予不同类型事实婚姻的不同效力
13、对同性婚姻、变性婚姻、网络婚姻应当采取不同态度和立场
14、应当设立日常家事代理制度
15、应当设立非常夫妻财产宣告制度
16、应当完善夫妻共同债务制度，设立准夫妻共同债务
17、应当重视“家事工伤”补偿的适用
18、认定和处理夫妻财产应当体现“身份财产”的特点
19、应当有条件地承认夫妻忠贞协议的效力
20、精神赡养诉讼具有可能性和必要性
正文
一、“婚姻审判法学”研究应当突破传统的范围与方法
目前对亲属法（婚姻法）和相关法律制度的研究缺乏统筹把握和整合比较，存在三大缺陷：一是亲属实体法与程序法分离；二是财产法与身份法（包括财产关系诉讼与身份关系诉讼）分离；三是婚姻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分离。从而导致适用财产法规则处理身份关系案件，甚至适用行政诉讼解决民事婚姻效力纠纷。研究亲属法，尤其是要满足司法实际需要的“婚姻审判法学”，必须突破传统研究范围和思维，采取跨学科多维度研究方法，即将亲属法与人事诉讼法相结合、民法总则与亲属法相结合、婚姻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相结合、财产关系诉讼与身份关系诉讼相结合，并重点解决如下问题：
1、亲属法与其他民法的关系，亲属法能否适用民法总则，以及如何适用民法总则？
2、财产关系诉讼（普通诉讼）与人事诉讼（身份关系诉讼）的关系，普通诉讼程序与人事诉讼的区别，普通程序中哪些适用身份关系诉讼，哪些不适用身份关系诉讼？
3、婚姻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的关系，婚姻关系效力是否适用行政诉讼程序以及婚姻行政案件的范围如何界定？
4、婚姻登记机关的职能是什么？婚姻登记机关能否处理婚姻关系效力纠纷或者能否赋予其处理婚姻登记效力纠纷的职能？
5、有效婚姻关系的解除与无效婚姻的认定标准和法律适用。
前四个问题是亲属法与其它法律的关系，后一个问题是亲属法自身规则的判断和适用。
亲属法涉及内容十分广泛和复杂，除了社会学、伦理学、性学等边缘学科外，婚姻审判必须掌握和了解的法律学科至少有下列几个方面：
1、亲属法及其原理，并了解各国（重点是本国）亲属法的立法体例和特点，以便判断亲属法与民法总则或民法的关系。
2、民法及其原理，并了解各国及本国的民法典到底是“潘德克吞式”体例，还是“罗马式”体例，以便判断亲属法与民法总则或民法的关系，以及民法总则是否适用亲属法。
3、行政法、行政诉讼法及其原理，以便正确把握婚姻登记的性质，正确区分婚姻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的界限(尤其是当前存在婚姻效力纠纷行政诉讼的情况下，划分两种不同性质诉讼的范围更具现实性和紧迫性) 。
4、民事诉讼法及其原理，掌握普通诉讼程序的一般规则和原理，身份关系诉讼中有相当部分内容适用普通诉讼程序。
5、人事诉讼法及其原理，掌握人事诉讼的一般原理和基本特点，以便划分身份关系诉讼与普通诉讼的区别，准确适用人事诉讼的特殊规则和法理。
二、民法总则适用亲属法（婚姻法）的范围有限
民法总则是否适用亲属法（婚姻法），主要存在“适用论”、“不适用论”和“区别适用论”三种观点。相比之下，“区别适用论”更具合理性，比较符合我国目前的法制状况。那么，究竟如何“区别适用”呢？应从法律规范的内容和性质两个方面考察。从法律规范的内容上考察，主要看法律规范对有关身份行为有无明确规定。凡婚姻法和民法总则已有特殊规定的，应当分别适用婚姻法和民法总则。从法律规范的性质上考察，婚姻法可以分为单纯的身份法与身份财产法（与之相对应的是身份行为与身份财产行为）。对于单纯的身份行为，原则不适用民法总则；单纯身份行为的有效与无效，有其独立的评判规则，不能适用民法总则无效民事行为的规定进行评判；单纯的身份行为在婚姻法和民法总则都没有规定时，应当类推适用婚姻法。对于身份财产行为，亲属法无特别规定时，可以适用民法总则。但民法总则与其本质相抵触时，应当充分考虑身份财产的特点，不能完全适用民法总则。
三、民法上的"身份"应当专指亲属法上的身份
理论上有人认为，民法上的身份应当包括亲属法以外的“三种特殊身份”。实际上，亲属法以外的三种身份不具有民法身份的特殊价值。1、著作权人、共有人、合伙人、社员、消费者等都是体现于物或财产关系上的身份；2、未成年人、精神病人、外国人等影响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身份，在民法上没有独立价值，它亦是影响刑法等法律适用的身份；3、未成年人、精神病人等作为弱势群体身份时，属于社会学意义上的身份。
只有上述第1种身份主要存在于民事领域，但如果把体现于物或财产关系上的身份都作为身份，其身份就多了。如所有人身份、占有人身份、用益人身份等。可以说，民事法律关系中的任何一个当事人都具有自己的特定身份,把这些都作为“身份”对待，势必会造成身份的滥用或泛身份化。
民法意义上真正的身份，应当是专指亲属法上的身份。对于亲属法以外的身份，倾向用特殊权利主体或义务主体取而代之。
四、身份行为是非利益行为，有其自身特点
身份行为，是指足以引起身份关系发生或消灭的民事行为。真正的身份行为或狭义的身份行为，不存在“变更”行为。
身份行为是非利益行为；身份行为只限于建立或消灭身份关系，不创设权利义务关系；身份行为为要式行为；结婚年龄不能理解为单纯的行为能力；身份行为只存在有无行为能力之别，不存在限制行为能力之说；身份行为的合意是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准契约行为。
五、应当重新构建婚姻形态判断标准
我国尚未建立婚姻形态的科学判断标准体系，判断不同性质婚姻形态的标准，则是单一的有效与无效判断标准。不论是什么性质的婚姻形态，都用婚姻有效无效标准判断。这种婚姻判断标准，不能满足理论与实践的需要，造成结婚与婚姻成立、婚姻成立与婚姻有效、婚姻不成立与婚姻无效等不同性质婚姻形态的误判。为了正确评判各种不同婚姻形态,应当重构婚姻形态判断标准，即建立以婚姻的属性要件、形成要件和效力要件为评判标准的科学评判体系。（1）婚姻的属性要件，是判断婚姻与非婚姻的要件，即是婚与非婚要件。它的主要功能或作用在于解决什么是婚姻，什么不是婚姻。如在我国，“同性婚姻”属于非婚现象，不属无效婚姻。（2）婚姻的形成要件，是判断婚姻成立与不成立的要件，亦称婚姻的成立要件。婚姻的形成要件，主要功能在于判断婚姻是否成立或存在。（3）婚姻的效力要件，是判断婚姻有效与无效的要件。它的功能或作用在于判断业已成立的婚姻是否具有法律效力。
六、司法审判所涉及的六类婚姻的划分及其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