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滨市城市出租汽车管理办法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人民政府
哈尔滨市人民政府令
第159号
哈尔滨市城市出租汽车管理办法
《哈尔滨市城市出租汽车管理办法》，已经2007年5月18日市人民政府第7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自2007年7月1日起施行。
市长 张效廉
二〇〇七年六月二十九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城市出租汽车管理，维护出租汽车市场经营秩序，保障乘客、经营者和驾驶员的合法权益，促进出租汽车行业持续健康发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除阿城区、呼兰区以外的市区及郊区的出租汽车管理。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出租汽车，是指按照乘客需求提供客运服务，并按照行驶里程或者时间计费的轿车。
第四条 市人民政府根据市场变化对出租汽车行业实施相应的扶持政策，形成合理的价格机制，鼓励出租汽车企业实行集约化、规模化经营。
第五条 出租汽车行业应当坚持统一管理、合法经营、公平竞争、协调发展的原则。
第六条 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本市经济发展、城市建设、环境保护和出租汽车市场需求，会同有关行政部门编制城市出租汽车发展规划，经综合平衡后纳入城市总体规划。
第七条 本办法由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机构负责出租汽车日常管理工作。市公安、工商、物价、财政、质量技术监督、建设、规划等有关行政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出租汽车管理相关工作。
第八条 依法成立的出租汽车行业协会应当根据法律、法规及协会章程对出租汽车行业进行自律管理。
第二章 经营资质管理
第九条 从事出租汽车经营的企业和个体经营者，应当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工商注册登记，并取得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经营许可证》和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机构核发的《营运证》后方可进行经营。
企业或者个体经营者办理工商登记的条件和程序，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出租汽车经营权属于个体经营者的，应当办理个体工商《营业执照》。
企业或者个体经营者取得《经营许可证》和《营运证》的条件和程序，按照有关法规和本办法规定执行。
第十条 企业申请取得出租汽车经营权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由本企业出资购置的具有100辆以上符合国家标准和行业有关规定的车辆及配套设施、设备、标志；
（二）具有符合规定的固定停车场所；
（三）具有良好的银行资信、财务状况及相应的偿债能力；
（四）具有与经营业务相适应的并经培训考试合格的驾驶员，以及与经营业务和规模相适应的技术、财务和经营管理人员；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一条 个体经营者申请取得出租汽车经营权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符合国家标准和行业有关规定的车辆及配套设施、设备、标志；
（二）具有相应的风险理赔能力；
（三）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二条 出租汽车驾驶员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有符合规定的《机动车驾驶证》，驾驶经历2年以上，并安全行车，无重大交通事故责任记录；
（二）男性年龄在60周岁以下，女性年龄在55周岁以下，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身体健康；
（三）经培训考试合格；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三条 出租汽车经营权实行有偿出让，出让期限为8年。
国家规定的出租汽车使用年限发生变化时，出租汽车经营权出让期限按照国家规定作相应调整。
第十四条 依法取得出租汽车经营权的经营者，在经营期内经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机构对资质条件、经营管理状况、服务质量、安全运营情况等进行考核合格，期满前30日提出延续经营申请并按照规定标准缴纳出租汽车经营权有偿出让金的，可以与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重新签订出租汽车经营权出让合同，延续下一经营期的经营权。
对经营者考核的具体办法由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制定，报经市人民政府审查同意后实施。
第十五条 经营者在经营期内经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机构考核不合格并经限期整改仍不合格的，由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依法收回经营权。
第十六条 经营者在经营期内需要提前更新车辆的，经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可以提前更新，原车剩余经营年限结转给新车；新车另外增加经营年限的部分，应当按照规定标准缴纳出租汽车经营权有偿出让金。
第十七条 出租汽车市场新增加的出租汽车经营权或者经考核不合格收回的经营权，应当通过招标、拍卖的方式进行有偿出让。
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在组织招标、拍卖时，应当将服务质量作为参加竞标、竞买的主要条件。
第十八条 出租汽车经营权有偿出让金应当全额上缴市财政，用于城市出租汽车行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道路建设。
第十九条 出租汽车经营权有偿出让后，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向经营者核发《经营许可证》。经营者凭《经营许可证》，到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机构办理《营运证》。经营者新投入的车辆未取得《营运证》的，不得营运。
第二十条 出租汽车驾驶员应当参加职业培训，经考试合格取得《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并领取《服务监督卡》后方可从事营运。
异地取得从业人员资格证到本市从事客运经营的，应当参加本市地理知识、客运服务常识的测试，合格后办理《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变更手续，并领取《服务监督卡》。
第二十一条 经营者取得出租汽车经营权后，应当在3个月内将车辆投入营运，未按期投入营运的，视为自动放弃经营资格，由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收回出租汽车经营权。
第二十二条 出租汽车经营权转让的，受让方应当符合本办法第十条或者第十一条规定的条件，并经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后，方可转让。未经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出租汽车经营者不得擅自转让出租汽车经营权。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实施前依法取得出租汽车经营权的企业和个体经营者，符合原办法规定条件的，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补发《经营许可证》。
第二十四条 出租汽车个体经营者应当委托具有经营资质的出租汽车企业实施委托管理。
接受委托管理的企业由个体经营者自主选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指定或者强迫。
第二十五条 出租汽车需要暂停营运的，应当向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机构提出申请，办理暂停营运手续，并将《营运证》、《服务监督卡》、计价器及专用标志暂时交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机构统一保管。
出租汽车需要废止营运的，应当向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机构提出申请，办理废止营运手续，并将《营运证》、《服务监督卡》、专用标志交回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机构。
暂停营运或者废止营运的车辆不得从事客运出租汽车经营活动。
第二十六条 出租汽车经营者需要终止经营活动的，应当提前10日告知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并将《经营许可证》等有关证照交回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机构，需要履行工商、税务等部门终止经营有关手续的，依据有关规定办理。
第二十七条 出租汽车达到报废标准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车辆注销登记手续。
第二十八条 出租汽车经营者应当接受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机构对出租汽车和证照的免费年审。
第三章 经营服务管理
第二十九条 出租汽车经营者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不得要求驾驶员出资购置车辆或者利用出租汽车经营权以一次性买断，或者收取风险抵押金、财产抵押金、运营收入保证金、高额承包费等方式向出租汽车驾驶员转嫁投资和经营风险；
（二）使用统一格式合同文本与驾驶员签订经营合同，并报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机构备案；
（三）定期对经营管理人员、技术人员、驾驶员进行安全和文明优质服务教育，提高管理和服务水平；
（四）不得将营运车辆交给无《机动车驾驶证》、《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和《服务监督卡》的人员驾驶；
（五）定期对出租汽车进行技术等级鉴定和维护质量检测,保持其技术性能完好；
（六）按照规定向驾驶员收取相关费用，并将收费项目、收费标准进行公示；
（七）不得提供虚假证明补办营运证照；
（八）按规定领购和发放出租汽车票据，建立票据流向登记薄，不得借用、串用票据；
（九）不得克扣、截留政府发给出租汽车驾驶员的各种政策性补贴款；
（十）法律、法规、规章的其他规定。
第三十条 出租汽车驾驶员在营运中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 遵章驾驶，安全行车，文明服务，礼貌待客，执行客运服务标准；
（二） 携带《机动车驾驶证》、《营运证》和《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
（三） 不得在车内吸烟；
（四） 不得无理拒绝租乘；
（五）未经乘客同意不得合载，乘客同意合载时，可以与乘客协议租价和给付票据；
（六） 未经乘客同意不得绕道行驶；
（七）按规定使用计价器，不得使用无检定合格印、证或者超过检定周期以及经检定不合格的计价器，私自改装、修理计价器，破坏计价器准确度和伪造数据，串用计价器；
（八）不得在票据打印机上安装人为控制装置，已安装IC卡自动票据打印机的，不得拒绝乘客使用IC卡；
（九）按计价器显示金额收取车费，运送乘客途中需由乘客交纳的路桥通行费等费用，驾驶员应当事先告知；
（十）营运途中，车辆发生故障、事故或者由于驾驶员原因不能继续行驶的，不得收费；
（十一）如实给付乘客有效票据，不得转借、串用票据；
（十二）不得超过定员载客；
（十三）不得中途倒换乘客乘坐的车辆；
（十四）按照乘客的要求使用空调设施；
（十五）出租汽车进入机场、火车站、码头、公路客运站等设有出租汽车专用停车场的广场区域营运的，应当在出租汽车专用停车场依次排队候客；
（十六）不得以各种形式垄断经营，欺行霸市；
（十七）法律、法规、规章的其他规定。
本条前款第（四）项所称无理拒绝租乘，是指车辆开启待租显示器时，有乘客招手停车后不载客；车辆开启待租显示器后，停车待租时拒绝载客；载客后，无正当理由中断服务等行为。
第三十一条 出租汽车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一） 喷涂符合统一规定的颜色；
（二）车身和车厢整洁，车辆设备完好,并符合行业管理标准；
（三）按照规定设置营运牌、标志灯、服务监督卡、监督电话号码、门标、营运价格标准等营运标志、标识，除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外，不得悬挂、喷印和粘贴其它标志、标识；
（四）配备灭火设备；
（五）配备符合国家标准并经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检定合格的计价器，并按照规定进行周期检定；
（六）需要更换车辆发动机、车身、车架的，应当到公安部门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并到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机构备案；
（七）法律、法规、规章的其他规定。
第三十二条 在出租汽车上推广使用GPS卫星定位系统。
已经安装使用GPS卫星定位系统的出租汽车，应当取消车载对讲机。
第三十三条 乘客应当文明乘车，并遵守下列规定：
（一）不得携带易燃、易爆、管制器具等危险品乘车；
（二）精神病患者和学龄前儿童乘车应当有人监护；
（三）不得在车内吸烟；
（四）不得要求驾驶员违反规定行车、停车。
乘客违反本条前款（一）、（二）项规定的，驾驶员可以拒绝其乘车。
第三十四条 乘客应当按照规定的标准支付车费和路桥通行费等费用。
乘客遇有下列情形之一时，可以拒绝支付车费：
（一） 驾驶员未按照规定使用计价器的；
（二） 驾驶员未出具有效票据的。
第三十五条 乘客需要出市区或者夜间去偏远地区，驾驶员可以要求乘客随同其到公安机关办理安全登记手续，并通知驾驶员所在企业，乘客应当予以配合；乘客拒不配合的，驾驶员可以拒绝其租乘。
第三十六条 驾驶员发现乘客遗失物品，应当设法及时归还；无法归还的，应当及时上交所在企业或者公安机关遗失物品招领处；拒不归还的，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经营者或者驾驶员因归还乘客遗失物品而发生的车辆行驶费等合理费用由乘客承担。
第三十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挪用、伪造出租汽车营运证照和标志、标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挪用、盗用、伪造出租汽车牌照从事客运经营。
机场、火车站、客运码头、长途汽车站以及客流比较集中的公共场所设置的出租汽车专用停车场，应当免费向所有出租汽车开放。
第三十八条 出租汽车专用停车场的日常经营服务秩序管理，由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
第三十九条 公共服务单位自行设置的出租汽车停车场，应当符合有关规定并对所有出租汽车开放，不得收取费用。
第四十条 出租汽车专用停车场应当建立健全管理制度，配备相应的专职管理人员，维护停车场秩序。
第四章 监督与投诉
第四十一条 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出租汽车经营活动的监督检查，及时查处和制止扰乱出租汽车市场秩序的行为。
第四十二条 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会同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统一格式出租汽车经营合同文本，并对合同执行情况进行审查、监督，依法查处无照经营等违法行为。
市物价行政管理部门和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经营者的收费活动进行指导和监督，依法查处违反规定的收费行为。
市公安交通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出租汽车驾驶员的交通安全管理，依法查处违反交通安全的行为。
第四十三条 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机构应当按照规定对经营者的资质条件、经营管理、服务质量、安全运营、从业人员文明服务教育等情况进行考核评定。
对驾驶员客运服务情况实行记分制考核。
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机构在对出租汽车经营者和驾驶员的考核中，应当做到客观、公开、公平、公正。
第四十四条 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机构和经营者应当建立举报投诉制度。
经营者自接到乘客投诉之日起3日内给予答复。
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机构受理乘客投诉，应当在7日内作出答复；情况复杂的，应当在15日内作出答复。
第四十五条 乘客认为驾驶员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与驾驶员协商解决，或者向驾驶员所在企业、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机构、其他相关部门投诉。
乘客投诉应当提供所乘出租汽车车牌号、乘车票据、起止地点，行驶路线，本人联系方式及真实姓名等有关证据和资料。
乘客自乘车之日起5日内不提供投诉材料或者不协助调查的，视为放弃投诉权利。
第四十六条 驾驶员被投诉后，其所在企业和驾驶员应当配合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机构进行调查处理。
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机构认为需要出租汽车企业和驾驶员当面接收调查询问的，可以向出租汽车企业发出《调查处理通知书》；出租汽车企业接到《调查处理通知书》后，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指派人员和被投诉驾驶员到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机构接受调查询问。
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机构在调查和处理期间，可以根据需要暂扣该车《营运证》和《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人员资格证》，暂扣期限最长不得超过7日，驾驶员可以凭暂扣证明继续营运。
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机构发现乘客投诉依据不充分、证据不足，或者属于有无理取闹、恶意诬陷的，可以拒绝受理。
第四十七条 经营者、驾驶员有权拒绝无法律、法规依据或者未经物价、财政等行政管理部门批准的收费，并可以对违法收费行为向有关部门举报。
第四十八条 乘客认为计价器失准的，可以向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或者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机构投诉。
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机构受理投诉后，可以将计价器及其附属装置进行证据登记保全，并送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指定或者授权的计量检定机构进行检定确认，由此发生的直接费用由主张权利者先行垫付，最终由责任者承担。
第四十九条 乘客投诉驾驶员绕道行驶且驾驶员不认同的，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机构可以进行测试，由此发生的直接费用由责任者承担。
第五十条 出租汽车营运时违反本办法规定，驾驶员拒不履行法律义务的，由该车所在企业或者接受委托管理的企业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第五十一条 公民、法人、其他组织有权对出租汽车经营者、驾驶员，以及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和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机构工作人员的违法行为进行举报。
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举报有功人员给予奖励，具体奖励办法由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另行制定并公布实施。
第五十二条 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和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具有行政执法监督权的部门依法予以查处：
（一）违法实施行政许可、收费、处罚的；
（二）干预经营者正常经营活动的；
（三）对违法经营活动不依法进行查处的；
（四）参与经营者违法经营活动的；
（五）包庇经营者从事的违法经营活动的；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行为。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暂扣车辆90日，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非法所得，并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一）未取得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营运证》擅自从事出租汽车经营的；
（二）挪用、盗用、伪造出租汽车牌照从事出租汽车经营的。
已取得《经营许可证》的经营者新投入的车辆未办理完《营运证》擅自营运的，处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处以3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一）使用暂停营运的车辆从事出租汽车经营的；
（二）提供虚假证明，补办营运证照的。
有违反本条前款第（一）项行为的，可以暂扣车辆7日。
第五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处以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一）将营运车辆交给无《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服务监督卡》的人员驾驶的；
（二）经营者借用、串用票据的；
（三）克扣、截留政府发给出租汽车驾驶员的各种政策性补贴款的；
（四）营运车辆未配备灭火设备的；
（五）未按规定配备合格计价器或者未进行周期检定的；
（六）挪用、伪造出租汽车证照和标志、标识的；
（七）以各种形式垄断经营，欺行霸市的；
（八）驾驶员被投诉后，其所在企业未在规定期限内指派人员和被投诉人到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机构接受调查询问的。
第五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处以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一）未取得《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和未领取《服务监督卡》擅自从事营运的；
（二）未定期对出租车辆进行维护质量检测的；
（三）拒绝乘客租乘的；
（四）未经乘客同意合载的；
（五）未经乘客同意绕道行驶的；
（六）未使用计价器的；
（七）使用无检定合格印、证或者超过检定周期以及经检定不合格计价器的，私自改动计价器的，破坏计价器准确度和伪造数据的，串用计价器的；
（八）已安装GPS卫星定位系统后，未取消车载对讲机的。
第五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处以1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
（一）在票据打印机上安装人为控制装置，已安装IC卡自动票据打印机，拒绝乘客使用IC卡的；
（二）驾驶员未如实给付乘客有效票据或者转借、串用票据的；
（三）中途倒换乘客乘坐的车辆的；
（四）出租汽车进入机场、火车站、码头、公路客运站等设有的出租汽车专用停车场未依次排队候客的；
（五）更换车辆发动机、车身、车架未到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机构备案的。
第五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处以100元以上300元以下罚款：
（一）车辆和证照未按时接受年审的；
（二）车辆发生故障、事故或者由于驾驶员原因不能继续行驶向乘客收取费用的。
第五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处以50元以上100元以下罚款：
（一）驾驶员在营运中吸烟的；
（二）驾驶员在营运中未携带《营运证》、《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的；
（三）驾驶员未按乘客要求使用空调设施的；
（四）车身、车厢卫生或者车辆设备未达到标准的；
（五）未按规定设置营运标志、标识或者悬挂、喷印、粘贴无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标志、标识的。
第六十条 经营企业每季度被处罚的营运车辆累计台次达到本单位营运车辆总数20%以上的，可以对经营者处以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第六十一条 经营者严重违反经营权出让合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经整改仍不合格的，吊销经营者的《经营许可证》，取消经营权：
（一）擅自转让经营权的；
（二）日常经营管理混乱，资质条件、经营管理、服务质量、安全运营等考核不合格的；
（三）要求驾驶员出资购置车辆或者利用出租汽车经营权以一次性买断，收取风险抵押金、财产抵押金、运营收入保证金和高额承包费等方式向出租汽车驾驶员转嫁投资和经营风险的。
第六十二条 出租汽车驾驶员违反客运服务标准，经考核在一年内记满分值的，应当参加培训，培训合格后，方可继续参加营运。
第六十三条 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对拒不接受行政处罚的，可暂扣其车辆。
第六十四条 暂扣车辆自被扣留之日起，超过90日被处罚人仍不接受处罚的，执罚部门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或者将车辆上缴市财政依法进行处理。
已达到报废标准的出租汽车可以直接移送公安部门办理注销登记。
第六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应当由其他有关部门处罚的，由有关部门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进行处罚。
第六十六条 交通行政执法人员应当依法履行职责，遵守法纪，不得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
违反本办法前款规定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十七条 交通行政执法人员扣留车辆时，应当向当事人出具扣留凭证，并将扣留车辆统一停放，不得使用。
第六章 附 则
第六十八条 阿城区、呼兰区和各县（市）出租汽车的管理，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六十九条 本办法自2007年7月1日起施行，1994年12月20日市人民政府发布的《哈尔滨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控出租汽车市场发展的通告》（哈政发法字[1994]10号）和2001年12月1日市人民政府发布的《哈尔滨市城市出租汽车管理办法》（第73号令）同时废止。
经济法的主体问题探究
安?F 周运
[摘要] 本文剖析了经济法主体的概念、性质和特征，反思了学术界研究经济法主体存在的不足，指出了目前经济法理论研究“范式”化的危害，并从抽象和具体两个层次、静态和动态两个角度对经济法主体的分类方法做出了新的尝试。
[关键词] 经济主体，主体价值、主体分类，抽象与具体层面，静态与动态角度
一、正确认识经济法主体的价值和意义
从动态的角度看，法通过调控一定主体的行为，以确认、保护和发展一定的社会关系，最终达到建立和维护一定社会秩序、实现其价值理念的目的。就某一部门法而言，对主体行为的调控主要是通过确定主体范围和设定行为模式两方面完成的，具体地说，就是该部门法明确调整哪些主体的行为，并运用哪些权利义务的组合来规范主体的法律行为。主体根据法律的规定建立具体的法律关系，并最终将这种法律关系转化为享受权利和履行义务的现实行为，使法在社会生活中得以实现。
对于新兴的现代部门法——经济法来说，其社会本位的价值理念的实现，当然有赖于经济法主体制度的正确建立和发展。正确认识经济法主体的概念、性质和分类，既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又有重大的实践价值。一方面，经济法主体理论是构建成熟、完备的经济法基础理论体系的核心环节，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调整哪些社会关系）、本质属性（与其他部门法有何根本区别）和理念原则（如何指导经济法的制定和实施）存在着逻辑上的紧密联系。另一方面，经济法主体又是衔接经济法理论与实践的环节性要素：就经济法的制定过程而言，经济法主体的层级理论是建立和完善科学的经济法律体系和区分具体经济法律部门层级的基础；就经济法的实施过程而言，经济法主体的动态角色研究，能够使经济法理念原则得以正确适用，并改善经济法在法律实践中功能受限等问题，[注1]以规范和引导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中国的经济法学作为研究经济法现象的新兴法律学科，是在大胆借鉴国内外法学和经济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出现了别国市场经济未曾面临的新情况。譬如，怎样在不影响国家控股的前提下，适当减持部分国有股的问题。这些新的变化需要我们经济法学者针对新问题摆脱旧有思维的束缚，加强法律理论的创新研究。
然而不论从经济法的发展历史还是价值功能来看，由于国内不少经济法学者成长和长成于标准化、模式化应试教育下，其创造性思维能力呈现出天然的“贫困”，导致对经济法的本质与现代性认识不足，[注2]表现在经济法主体研究领域，就是不自觉地止步于静态的、形而上学的研究方法。一些学者固守或依赖于民法、行政法既有的主体研究成果，采用“范式”（模式化）的方法论将之迁移到经济法理论中，而没有考虑到经济法的自身特色，造成了迁移来的经济法主体理论水土不服。
比如在民法领域中，民事主体包括平等的公民、法人、非法人组织三大类，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主体凭借意思自治进行民事法律行为，并根据法律承担以过错责任为主的民事责任。但是对经济法而言，如果从形式上照搬民法这种主体——行为——责任的研究路径，而不加以具体分析，就容易让人产生无法对经济法主体准确定位和分类的困惑，并纠缠于经济法是否应当像民法一样规定法人制度[注3]但又与其相区别，经济法是否应当建立一种不同于民法和行政法的责任制度等枝节性的问题。
我们认为，经济法可以设立自己的法人制度，但一定要脱离民法抽象的、形式化的、带有拟人色彩的“法人”窠臼。经济法人制度真正要解决的问题是：主体如何以其社会责任为准则进行经济行为、如何具体合理分担社会责任等问题。经济法人制度的问题不应当也不能够成为我们深入研究经济法主体的性质、行为和责任的障碍，否则还不如换一个角度来观察问题。譬如，思考如何建立主体的“经济责任制”就更有实践价值。[注4]同时，与经济法综合系统的调整方法相适应，经济法的责任制度体系是一种包含了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社会责任等等的综合责任体系，过于强调各部门法与各种调整方法形式上的对应性，反而会失去经济法的特色。
再如，若模仿关于行政法主体划分为行政主体、行政相对人和行政监督主体的分类思路，将经济法主体的基本分类确定为地位不平等的决策主体、管理主体、实施主体、监督主体等。或者更简略地划分为管理主体和实施主体，并认为管理主体自然包含了决策主体和监督主体，它们都属于国家主体。类似的困惑同样存在。因为就任何法律规范而言，都有其创制主体、实施主体和监督主体，那么这种似是而非的分类实践意义何在！这只会把我们研究经济法的视角限定于相对狭窄的国家经济管理领域，以自圆其说！这是法律理论对法律实践现状的一种倒退和妥协，而非对经济生活现实需要的一种积极响应。
应当注意到，该种分类的实质是确立了“国家主体”在经济法律关系中的固定地位，即不管何种经济法律关系，都必须有“国家主体”参与其中，才能称之为经济法意义上的法律关系。而这实际与行政法律关系中行政主体地位相对恒定的特点如出一辙。[注5]关于“国家主体”提法是否科学的问题，本文随后会有专门论述，这里需要置疑一点：行政主体在各种行政法律关系中也并非永远处于管理者的地位，而这种连行政法学者也注意到的“恒定”分类法局限问题，为什么某些经济法学者却视而不见，将“国家主体”以管理者的姿态进行到底了呢？虽然很多学者认识到了这种基本分类方法的不足，并对其加以充实改进，例如用更详细的经营主体、消费主体取代笼统的实施主体，用更具体的政府机构取代抽象的管理主体，以平衡原来过分突出国家主体轴心地位的分类，但仍有换汤不换药之嫌，该分类方法对于具体经济法部门的主体类型涵盖性和针对性不强的先天弱点，也并未因此得到改善。
事实上，这些研究思路忽视了问题的真正关键，即三类部门法主体设置的逻辑起点并不相同。民商法是市场经济中个体权利的维护者，强调以权利来界定和约束权利，以实现主体在平等秩序下的最大自由和利益。行政法以控制行政权力的行使为核心，强调以权利和权力来限定和制约行政权力，以实现政府有序行政的最大效能。而经济法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己任，其主体行为模式更偏重于权利（力）基础上的责任，强调要在主体之间合理分配社会经济资源，从而形成一种和谐的经济秩序，以实现社会经济整体的可持续发展。这里的分配不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分配，而是一种需要动用市场的自发力量和政府的自觉力量，以市场机制正常发挥作用为基础、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相配合的合乎经济理性的分配，政府经济行为不能违背经济规律和脱离法制轨道，否则政府就违反了其承担的社会责任。这里的和谐也不能单纯理解为制衡，而是一个远比制衡更加宽广和深入的概念。主体之间只有对抗与制约，而没有合作与协调是不可能促进经济的全面、持续、协调发展的，和谐是经济法价值的核心要素，是贯穿于经济法调整社会关系过程始终的一种基调，也是经济法制定与实施的出发点和灵魂所在。
此外，由于现代社会经济关系日益复杂并且变动频繁，公私因素逐渐相互交织融合，经济法律关系具有包含纵向因素和横向因素的层级性，[注6]更需要我们从静态和动态两方面观察才能完整揭示经济法的本质。否则仅仅套用传统思维固守静态分类的老路子，我们就会陷入与别的部门法学者大打无谓的口水仗、人为扩大或缩小对经济法调整范围认识的误区。譬如，经济体制改革初期的“大民法”与“大经济法”之论战，中期的“经济行政法”理论之兴起和衰落，到现在的“经济法”和“社会法”之争。[注7]所以，对于经济法主体的分类标准，我们不能简单地以民法的横向划分或者行政法的纵向划分思路加以替换，而应当从实践出发勇于创新，通过动静结合的方式探讨经济法主体的分类层次。
因此，凭借这种全面的、创新的视角，我们要正确认识经济法主体具有更深层次的意义：它可以帮助我们反思研究经济法调整对象和本质属性的传统路径之不足，[注8]找到明确经济法的定位、验证经济法独立性的新突破口，最终建立和拓展实现经济法在实践中功能和价值的有效途径，把经济法真正从“应然”的众说纷纭之法转变为“实然”的主客观统一之法。
二、经济法主体的概念、性质和特征
（一）经济法主体的概念
我们研究经济法主体的首要目标是在归纳概括现实中各种经济法主体类型的基础上，给出经济法主体一个明确的定义，以确定受经济法规制的主体范围。
但是，国内有的学者在分析此问题时，习惯性地把经济法主体混同于经济法律关系主体，或者走向反面，夸大二者的区别，而忽视了经济法主体的特殊性质。[注9]目前国内学界很少有将经济法主体资格取得者与经济法律关系参加者有机结合起来的全面论述。因此，目前国内学术界给经济法主体下定义时也就相应存在着两种不良的倾向：其一，是过于强调国家在经济法律关系中的重要作用，将经济法调整的社会关系简单定性为国家经济管理关系，并机械地规定经济法律关系主体的一方只能是国家，有意识地缩小了经济法主体的范围，与实践中政府部门在经济利益驱使下，借国家之名干预经济过于泛滥的非正常现象“不谋而合”；其二，是认为参加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并不一定由经济法本身设立，依据行政法或者民商法的思维模式，推导出任何具有独立人格的法律主体（特别是公民）都可能成为经济法主体，这实际上是泛化了经济法主体的概念。
这两种倾向未能正确把握经济法主体的本质属性和外部特征，为我们正确认识经济法主体设置了极大的障碍，并且也不自觉地降低了经济法主体的实践价值。
第一种倾向过分提升了“国家”在经济法主体中的地位，而没有考虑到国家主体比较抽象，在实际运作中存在多种角色，（如国家资产所有者、具体经济关系参与者、宏观经济调控者、维护市场竞争者、经济监督者等角色）需要不同具体主体加以代表，造成了认识上对“国家主体”的定位偏差。实践中，当非国家主体一方的合法利益受到国家主体“合法权力”侵害时，其救济方式往往被剥离为互不联系的民事手段和行政手段，出现原告主体因同一事由在民事诉讼中偶尔胜诉，却在行政诉讼中屡屡败诉的戏剧性场面，甚至会出现因法院拒不受理而投诉无门的情况。这种“国家”思维的背后是一种法律非公即私的观念：经济法顺理成章地在实践中被划定为纯粹的公法，公法的执行主体又怎能被私法主体随意告倒呢！显然，如果我们不能区分这些“国家”角色的不同性质而拟定不同的法律对策，就会导致实践中本已十分缺乏的、以维护社会经济权利为目的的经济公益诉讼等保障措施流产。仅在抽象层面上使用“国家主体”这一概念其实质就是无视公私因素融合的经济现实而把经济法定义为“公法”，这种倾向无法解决实践中屡禁不止、亟待解决的地方保护问题和行业和部门行政性垄断的问题。
第二种倾向，由于引进了太过宽泛的法律人格概念，会使我们无法理解个人在经济法主体中的正确位置。实际上，没有相应的经济法律规范的规定，个人是不能随便成为经济法主体的。具体地说，一方面，个人作为经济法主体必须要符合一定的角色和条件，因为经济法是“以公为主，公私兼顾”的法，[注10]不同于民商法的私法性质，不允许当事人随意创设经济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另一方面，经济法规制的重心是经济力量强大的组织而非个人，这从经济法现象产生之初以产业法和反垄断法的面目出现便能看出来。[注11]普通个人经济力量有限，能够承担的社会责任也十分有限，所以法律重在通过民事规范对其经济利益加以维护，只要求他们承担与其行为限度相适应的法律责任。只有当组织性要素存在于社会关系中，需要国家意志涉入，以实现社会公共利益时，国家才有从经济法层面对某一类个人的经济行为进行规制的必要。譬如，法律对税收关系中具有不同收入水平和收入类型的个人规定不同的税率以实现国家有组织的资源再次分配职能；再如法律对公司内部经理、董事竞业禁止加以明确规定以加重公司的社会经济责任等。
所以，我们有必要提出一个新的研究思路：即特定利益＋社会责任→权利＋义务→主体。据此，从抽象层面和具体层面、静态角度和动态角度，展开对经济法主体分类的研究，这是由经济法主体的“经济利益性”、“纵横统一性”、“责任优先性”等本质属性和“范围的广泛性”、“地位的层级性”、“角色的变动性”等外部特征决定的。而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相对完备的经济法主体概念：经济法主体就是根据法律确定的社会责任而赋予不同资格的，代表不同利益倾向的权利享有者和义务承担者。
（二）经济法主体的性质和特征
相对于民法和行政法主体而言，经济法主体具有不同于它们的本质属性：
首先，经济法主体具有经济利益性，即它应当是某种经济利益的明确代表，是该种经济利益的积极追求和维护者。不论国家主体也好，还是组织主体、个人主体也好，法律对经济法主体经济行为的调控，更多地通过平衡协调的手段控制该类主体行为的经济成本和经济收益完成的。
其次，经济法主体具有纵横统一性，这是由经济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应当是纵向因素和横向因素的统一所决定的。对某个具体的经济法主体而言，由于其所处的经济关系性质不同，可能与其他主体处于不同的相对地位，或者居于管理者，或者居于被管理者，也可能处于平等地位。并且对于一些特定的经济法主体来说，如第三部门主体，这几种角色因素可能天然地集于一身，不能简单割裂开来对待。
最后，经济法主体具有责任优先性，即它应当以社会责任作为自己的定位标准和行为准则，同时国家和社会也应当将社会责任作为评价其在法律关系中所处地位和所为法律行为的标准。这里的社会责任，从法律层面上，包括了以行政法、民法、刑法等调整方式为主的综合责任体系，但又不仅限于行为责任。社会责任的提出，意味着任何经济法主体在行使权利（力）的时候，必须同时意识到如果滥用该权利（力）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社会责任感将内化于每个主体的经济行为中。
因此，经济法主体的性质表现在其外部特征上，同样存在着大致对应的三个方面：
第一，范围的广泛性。在市场经济社会中，经济法主体数量庞大，类型丰富，这是主体经济利益性的外在化要求：通过对每种经济利益都有数种具体经济法主体加以代表、维护和追求，实现各种经济利益的和谐发展，才能最终达致经济法所要维护的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
第二，地位的层级性。这里的层级性和层次性并不是完全等同的概念，层级更强调纵向位阶与横向位阶的统一。我们在理解经济法主体层级性的时候，要清醒地认识到经济法主体地位“不平等”并非行使国家权力的需要使然，而是源自根据主体各自应当承担社会责任的大小而由法律合理分配的需要，借用经济法“责权利相统一原则”的话说，就是要“以责定权，以责定利”。[注12]如果只看到经济法主体之间存在着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而忽视了不同经济法主体之间的协作和竞争关系，便会有本末倒置的危险，动摇经济法主体制度存在的基石。
第三，角色的变动性。就具体的某个经济法主体而言，由于其在不同经济关系中“角色”的不同，也令其主体外在类型和内涵发生着各种交错和转换，比如一个主体既可能是经营者（相对于生产者而言），或者销售者（相对于消费者而言），又可能是竞争者（相对于其他竞争者而言），或者被调控者、被规制者（相对于政府而言），甚至是经过授权的行业管理者（相对于本行业其他经营者），等等。这除了是由经济关系的流动性和复杂性所造成外，主体在不同经济关系中所肩负的社会责任不同才是主体具有角色变动性的根本原因。
经济法主体范围广泛，具有多种多样的类型，是实现经济自由和发展的保障；经济法主体地位不对等，具有层级性，又是保障经济秩序和稳定的需要；经济法主体角色的变动性，则充分体现了经济生活对各种经济主体之间和谐互动的一种需要，以及法律为了满足这种需要而努力营造平衡和谐的经济环境的原因。
三、经济法主体的分类
根据不同的标准，经济法主体有不同的分类。经济法学的传统二元架构分析方法并不利于经济法主体理论的构建。譬如，有的学者将经济法主体划分为调制主体与调制受体，[注13]表面上一目了然、容易理解，但其实质与行政法主体总体划分为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的模式没有什么差别。还有的学者不注重对经济法主体类型的归纳，而采取罗列式分类的做法，[注14]由于分类中同时采用了多种标准，又不加以区分和说明，造成了逻辑上的混乱，使得主体分类不具有协调性和对应性，根本无法体现经济法主体分类的实践价值。
之所以会出现上述两种情况，是因为传统的主体分类方法存在形而上学的缺陷，仅从静止的角度观察经济关系，而忽略了现实经济生活中主体的利益流动性和多重角色性。例如对于行业协会来说，它既要维护本行业的个体利益，又要使其利益实现目标跳出相对狭隘的个体利益层次，有责任将其提升到社会公共利益的高度来影响全体成员的经济行为，这才能最终实现行业利益的长期化和最大化，否则就会遭到整个社会的反对和抛弃。我们在分析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所代表的经济利益时，就应当根据具体的制度环境和经济情况加以判断，不等简单地下结论将其归属于某一类特定的具体利益主体，如市场主体中的生产经营主体。再比如对一些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市场主体（不论国有也好还是私有也好），我们不能因为它们是经营者就忽视了它们追求个体利益过程中所负有的公共责任，从而进一步看轻实践中该种主体因为涉及稀缺公共资源的经营和分配而拥有的类似于行政主体的“管理权力”。如果认识不到这种主体扮演的多重“角色”，就会造成经济法理论与实践的严重脱节，使得此种市场主体的经营行为出现从行政法领域和民法领域角度看都无法有力规制的问题，令其游离于经济法律的正常约束外。
（一）抽象层面的经济法主体分析
从抽象层面看，经济法主体可以有静态和动态两种角度的分类。所谓静态主体分类，其目的是要揭示预设主体的社会关系，即主体相互利益关系和总体构成；而动态主体分类的目的则是要揭示主体的行为，即主体经济活动和社会职能。
一方面，抽象经济法主体的静态基本分类是：国家主体（政府主体）、社会中间层主体、市场主体。通过此种分类方式，有助于我们理解经济法对这三大类主体从总体上采取“区别对待”的原因，它们是三大利益代表群体、也是经济法主体的三大社会本源。
所有经济法主体的行为，最终都应当以促进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为目标，但由于地位和角色的差异，它们各自实现公共利益的途径是不同的。比如对国家主体来说，更多地是由政府凭借国家权力来实现资源分配，包括各种经济利益的分配，因为政府权力具有扩张性，所以应当明确政府经济行为的边界，不应让其超越一定的范围；对市场主体则以维护权利、促进权利的实现为主，并对各个市场主体之间的权利加以平衡协调，通过市场主体对自己利益的追求间接实现社会公共利益；对社会中间层主体则以鼓励扶持外加适当限制为主，一方面令其代表国家行使部分国家主体的职能，另一方面则从法制层面加强其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信念和力量。
但是，这种分类只有从抽象层面上理解才有意义，而不能简单地将三类主体与具体经济法部门主体一一对应起来：
首先，政府主体既要代表国家管理经济的运行，成为管理主体，又可能作为市场主体进行投资，成为投资主体，或者代表国家进行消费，成为消费主体。因此在不同的具体经济法律制度中，“国家”主体的地位和作用发生着较大的变化，不可能一概以管理者的姿态出现，需要从多重角度认识和分析。
其次，市场主体之间仅仅在私法层面具有抽象的平等性，实际经济生活中存在着经营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不平等对抗，以及因为垄断和不正当竞争引发的经营者之间的不平等竞争，这些都属于经济法的调整范畴。尤其在垄断组织或特殊企业形态中，由于涉及经济竞争秩序的维护和公共利益的实现等问题，需要国家意志根据实际情况介入以加重其义务和责任。因此市场主体并不能等同于市场规制法主体，与后者是一种交叉关系，其中包含有不需要由经济法调整的私法意义的平等经济关系主体，也不能涵盖市场规制法中存在的市场监督管理主体等。
最后，社会中间层主体是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新近涌现出来的经济法主体群落，它们与政府主体和市场主体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在特定条件下可以发生角色转换，是实现社会公共利益十分重要的一环。但我国社会中间层主体正在逐渐形成中，其具体类型同样十分复杂，并非都能把它们理解为单纯的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因而目前社会中间层的提法尚有其局限性，应当在具体经济法律制度中加以详细区分。
另一方面，为弥补这种静态分类的不足，还有必要从动态的角度入手，将经济法主体进一步分类为：生产主体、交换主体、分配主体和消费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