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关于在防非典期间依法从重从快处理一批性质严重的违法案件的通知

工商明电[2003]第12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当前，全国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按照党支部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根据国家工商总局《关于切实加强市场监管严厉查处利用防治“非典”名义从事违法经营活动的紧急通知》（工商明电[2003]7号）要求，正在全力以赴，集中执法力量，加强市场监管，严厉打击各种违法经营活动，并已取得初步成效。国务院领导对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近期在市场监管中所取得的成效给予了充分肯定，同时要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各种违法行为“要严查，严管，严办，惩一儆佰”。为认真贯彻国务院领导指示精神，在防治“非典”期间进一步加强市场监管，依法从重从快处理一批性质严重的违法案件，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进一步采取措施，切实加强市场监管。
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要认真履行职责，积极采取各项有力措施，坚决打好防治“非典”这场战役。一是在普遍开展市场检查的基础上，要进一步拓宽检查范围，对城乡结合部、批发市场以及农村市场中与防治“非典”相关的商品，要加强监管，不留死角。二是对市场检查中查获的违法商品要追根溯源，查出生产、仓储之地，严厉打击制假售假黑窝点。三是狠抓责任落实，对防治“非典”工作的各项措施，要逐一落实责任制，明确职责，责任到人；要进一步落实市场主办者、经营者责任，共同做好防治“非典”维护市场经营秩序工作。
二、依法行政，从重从快处理一批违法性质严重的案件。
针对当前少数违法分子利用防治“非典”名义从事各种违法经营活动问题，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加强市场监督检查的同时，对已经立案的违法性质严重的案件，要在保证履行法定程序的前提下，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加快案件的调查、审理、报批的速度。大案要案，要成立专案组，专人负责，从速审理从快结案；在保证案件定性准确的前提下，一律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处罚上限予以处罚，并坚决吊销一批违法性质严重的企业的营业执照。
三、属于下列违法行为，情节严重的案件，应从快从重处理。
（一）制售假冒伪劣药品、医疗器械、消毒用品、口罩等与防治“非典”相关商品的；
（二）利用防治“非典”名义进行虚假广告宣传的；
（三）无照无证生产、加工、经营与防治“非典”相关商品的；
（四）利用防治“非典”之机，垄断货源、囤积居奇，欺行霸市，哄抬物价，牟取暴利，扰乱市场秩序的；
（五）利用防治“非典”之机，从事传销或变相传销的；
（六）其他利用防治“非典”之机严重违反工商行政管理法律法规的违法行为的。
四、加强部门配合，共同处理一批性质严重的违法案件。
各地要严格执行国务院《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凡符合《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的案件，必须及时移送公安机关，不得延误，更不能以罚代刑。同时，要积极配合公安、卫生、药监、物价等有关部门严厉查处违法违规案件。有关部门依法提请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违法企业营业执照的案件，经审理符合法律规定的，应依法予以吊销。
五、强化案件督办协办，及时上报大案要案处理情况。
各省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要强化大要案件督办工作，随时掌握辖区内发生的重大案件。必要时，要安排执法力量直接进行查处。要加强案件信息沟通，对涉及辖区范围以外的案件及线索，办案机关要及时通报给相关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进行查处，共同协作，一查到底，坚决防止假冒伪劣的防治“非典”商品扩散。各地要继续按照工商明电[2003]8号文件关于案件情况上报要求，及时向国家工商总局上报有关大要案件情况。近期，重要点上报一批从重从快处理的典型违法案件。
六、加强舆论宣传，及时曝光典型大要案件。
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防治“非典”期间，要充分发挥舆论宣传作用，努力营造良好执法环境。在依法从重从快处理一批大要案件的同时，要加强对这类案件的收集、总结和归类，适时通过新闻媒体予以曝光，坚决打击违法分子的嚣张气焰，切实维护正常的市场经营的秩序。
二00三年五月十三日

　

　


周江洪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





关键词: 侵权赔偿；社会保险；重复填补
内容提要: 侵权赔偿与社会保险并行给付问题，既是现代侵权多元化救济模式所带来的典型难题之一，也是中国《侵权责任法》与《社会保险法》有效衔接的关键所在。目前中国立法并未完全解决该难题。学说多围绕比较法上的补充模式、兼得模式、替代模式或选择模式展开讨论，见解不一；审判实践也未能达成一致意见。侵权赔偿项目与社会保险给付项目在项目类别、表述及具体的计算标准上各有不同。并行给付问题的解决，取决于被侵权人、侵权人和社会保险机构之间的利益调整。侵权赔偿与社会保险给付是否构成重复填补，应依不同赔付项目的不同性质分别判断。


2011年7月1日，《社会保险法》开始实施，如何协调民事基本法律与社会保障基本法律之间的关系，促成《侵权责任法》和《社会保险法》之间的有效衔接，进而保持社会主义法律系的体系性和谐，已成为当前法学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之一。


其中，社会保险给付与侵权赔偿之间的关系是连结两者的关键所在。各国对此争论不休，呈现出各种解决模式。美国多利用“间接来源规则”(Collateral Source Rule)解决并行给付问题；[1]传统大陆法系国家则多利用损益相抵、代位求偿、不当得利等规则加以处理；更为激进的方案则试图在人身损害领域用社会保障制度完全替代侵权赔偿制度。[2]


《侵权责任法》立法过程中对此也有过一些探讨，但因争议较大，[3]最终未能作出明确规定。《社会保险法》对此作了部分规定，但离完全厘清两者之间的关系还有不少距离。




一、侵权赔偿与社会保险并行给付的现状


《侵权责任法》规定了人身损害的赔偿项目，《社会保险法》规定了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及失业保险中的给付项目。此外，《民法通则》、《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等也对侵权赔偿作出了规定。根据这些规定，被侵权人遭受人身侵害时得以请求的给付项目主要包括以下几项：(1)治疗、康复费用；(2)被侵权人的工资收入等；(3)被侵权人因遭受人身侵害致残时的相关费用；(4)被侵权人因遭受人身侵害致死时的相关费用。在这些赔付项目中，侵权赔偿与社会保险给付存在一定的交叉，侵权人能否主张损益相抵、被侵权人能否被重复填补以及社会保险机构是否享有追偿权等，构成了并行给付中的重要问题。


在《侵权责任法》和《社会保险法》出台以前，相关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对两者之间的关系亦有所涉及。其中，《职业病防治法》第52条与《安全生产法》第48条对用人单位侵权赔偿与工伤保险的关系作了规定，但未涉及第三人侵权的情形；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3] 20号第11条和第12条规定了工伤保险与第三人侵权赔偿，但理解上存在争议；[4]最高人民法院[2006]行他字第12号答复也试图明确第三人侵权赔偿与工伤保险之间的关系。然而，这些规定只涉及工伤保险，且多有争议，仍难以完全厘清社会保险给付与侵权赔偿之间的关系。


对是否规定工伤保险等问题，《侵权责任法》立法过程中颇具争议。其中，有部门认为工伤保险等问题主要属于劳动及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不宜在侵权法中规定，而应当由当时正在起草的《社会保险法》来规定。[5]因此，《侵权责任法》最终未作出明确规定，只是在第18条第2款规定了被侵权人死亡时医疗费、丧葬费等合理费用支出的请求权人。随后出台的《社会保险法》吸收了有关意见，在第30条和第42条就医疗费用作了规定。[6]但是，对于医疗费用以外的侵权赔偿与社会保险并行给付问题，因分歧较大，《社会保险法》未作规定。[7]该问题仍然是侵权法和社会保险法领域悬而未决的疑难问题。




二、侵权赔偿与社会保险并行给付问题的学说及实践


(一)学说状况


关于同一损害，有多种赔偿或补偿制度时，由于各种赔偿或补偿系因不同时期，应对不同的需要而创设，其相互间的关系，疑义甚多。[8]在中国，工伤保险待遇与侵权赔偿之间的关系也成为学说论争的焦点，围绕替代模式、选择模式、补充模式及兼得模式等，[9]众说纷纭。


有学者主张补充模式，认为应当坚持工伤保险优先原则，保险理赔之后的不足部分，被侵权人可以依一般侵权责任要求作为侵权人的用人单位赔偿。其主要理由在于，这符合工伤保险制度替代雇主侵权责任的目的，有利于工伤职工获得可靠和完全补偿，且有利于发挥赔偿法律机制的制裁和预防功能。[10]也有学者主张应区分“用人单位侵权”和“第三人侵权”。前者采“法定优先”，原则上应当首先寻求工伤基准法的救济，但在用人单位有故意或重大过失时，被侵权人也可以请求民事侵权救济。对于后者，也首先由工伤保险待遇对工伤者进行损害填补，第三人故意或重大过失时，则应准许工伤者寻求民事赔偿作为补充工伤基准的不足。[11]支持补充模式的学者认为这一做法既可避免双重利益，又可避免“选择”制给受害人带来的尴尬，使劳动者的损失能最大限度地获得补偿，与劳动法、社会保险法的宗旨亦相吻合。[12]


有学者主张替代模式，以工伤保险替代侵权责任，认为替代关系是历史发展的潮流，替代关系简便易行且较为公平；替代关系也有利于减少诉讼，避免劳资争议，维护社会稳定。[13]但也有学者认为，因两种责任的设立目的、功能并不相同，而且利弊互现，任何一种模式都不能同时实现两者的制度功能，因此不能采取替代模式。[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