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竹 四川大学法学院 副教授


关键词: 债务 责任 最终责任 风险责任 受偿不能风险
内容提要: 自己责任原则是现代侵权法的基本原则之一，但在适用非按份责任形态的数人侵权责任中，却普遍存在责任人可能为本不属于自己的最终责任份额承担责任的现象。对此问题学说上不但鲜有专门研究，甚至连指称这部分责任的专门术语也不存在。通过对债务与责任的区分、多数人债务与多数人责任的区分，可以清晰的看到最终责任与风险责任的区分。所谓“风险责任”，就是责任人承担的超过最终责任份额的责任部分，其实质是受偿不能风险。确立风险责任概念，就形成了“自然债务－最终责任－风险责任”的侵权责任概念谱系，能够精确的描绘债务和责任的重合或单独存在状态。


自己责任原则是现代侵权法的基本原则之一，但在适用非按份责任形态的数人侵权责任中，却普遍存在责任人可能为本不属于自己的最终责任份额承担责任的现象。这部分超过最终责任份额的责任是客观存在的，但在学说上不但鲜有对其进行专门的研究，甚至连指称这部分责任的专门术语也不存在，这引起了笔者的研究兴趣，开始对该问题进行探讨。

一、非按份责任形态中损害赔偿责任的异化及其带来的疑问
首先以最典型的两个加害人D1、D2共同侵害受害人P的简单案例来说明不同数人侵权责任分担形态适用中责任人实际承担责任份额的差异。假设P遭受了1000元损失，如果适用按份责任，D1、D2按照各自的最终责任比例共承担1000元的赔偿责任；[1]如果适用连带责任或者不真正连带责任，P可以向D1或者D2单独要求全部的赔偿，但获得的总额不得超过1000元；[2]如果适用补充责任，若D1是直接侵害人，承担1000元的损害赔偿责任，D2承担最多不超过1000元补充责任。[3]后三种非按份责任的数人侵权责任分担形态的设计，在一定程度都是为了解决实际案件处理中，充足损害赔偿能力的假设与赔偿能力普遍不足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同时依据不同的案件情况根据法律规定进行选择适用。

但按照权利与义务的对应性，在侵权损害赔偿法律关系中，赔偿权利人的请求权数额应该“＝”数个赔偿义务人的损害赔偿义务总额；按照自己责任原则，赔偿义务人所承担的责任数额也应该“＝”损害赔偿义务数额。这两个等式在按份责任形态中是没有问题的，但在非按份责任形态，即连带责任形态、不真正连带责任形态和补充责任形态中，如上面的案例所展示的，数个责任人承担的赔偿责任总额“>”赔偿权利人的请求权数额。在D1、D2两人可能承担的赔偿总额中，有1000元是应该向P承担的最终赔偿责任，而剩余多出的部分显然不是最终赔偿责任。那么，便出现了多余损害赔偿责任性质的疑问：这部分赔偿责任的性质是什么？与1000元最终赔偿责任有什么区别？

二、债务与责任的区分
要解决上述疑问，必须回到债务与责任的区分层面上进行探讨。因为赔偿权利人的请求权数额和赔偿义务人的义务数额都是债的数额，在性质上不同于赔偿责任，这种性质上的不同可能就是数额上不相等的原因。

（一）罗马法不严格区分债务与责任
《法学阶梯》中的“债是拘束我们根据国家的法律而为一定给付的法锁”。《学说汇纂》中提到“债的本质并不是要请求某物或某役权，而是使他人给与某物、为某事或为某物的给付。”有学者认为二者内容相同，但后者略为具体，[4]但笔者更倾向于认为，《法学阶梯》中的债的定义相对于《学说汇纂》中更强调强制性。债（Obligatio）有双重含义：一方面是得据此请求他人为一定的给付，也就是请求权，由此请求权的人是债权人；另一方面则是据此应请求而为一定给付，这就是给付义务，承担给付义务的人是债务人。债权人和债务人双方的这种关系因为有国家认可的“Obligation”作为依据，因而可以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从而使“Obligation”成为实施拘束双方当事人的“法锁”。[5]因此，尽管罗马法上不严格区分债务和责任，但“法锁”已经体现出债务和责任的最早区分。人在成立债的关系以前可以自由行为，当债的关系成立后受到“法锁”的约束，债权人完全可以根据“法锁”的效力而对债务人的人身具有“管束权”，并可以在债务得不到清偿时实现。罗马法上这种约束关系的产生是基于当事人双方的自愿而不是强制，而这种约束之所以能够实现，却是由于国家法律的维护。另外，由于这种关系完全是特定的人身关系，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才逐渐由财产上的责任取代了人身上的管束。[6]

（二）日耳曼法对债务与责任的区分
债务与责任的区分，乃是日耳曼法的重要贡献。根据李宜琛先生的考证，日耳曼法上的债务（Schuld）一语，意为“当为”，该词也指债权。故所谓债务者，原谓债权人与债务人间之当为状态。债务人并不负有强制履行之义务，履行与否，悉属债务人之自由；若债务人基于其自由意思，自进而为履行时，则其给付有终局的效力，则不得再行任意取回，而当事人间之债权债务，亦即因而消灭。至债权人亦不过仅得保有其所受领之给付而已，债权人亦无强制诉追，要求债务人给付之权利也。所谓责任（Haftung）者，为服从攻击权之意。盖谓于债务不履行时，得诉之强制手段，要求债务之满足，损害之赔偿及复仇者也。是以责任为对于债务之羁束状态，得称之为羁束（Binding），亦即债务之担保。部族法之法源中，恒谓债务人对自己之债务，自负责任者，为保证人。即在中世纪法源中，亦尝谓之为自己保证。故在日耳曼中世法往往谓责任为保证或担保。[7]

可见，日耳曼法上的责任与债务是不同的概念，二者的关系可能有以下六种特殊情形：（1）无责任之债务，如罹于时效、赌博债务等；（2）无债务之责任，如对于将来可能发生之债务，先行设定质权或者保证；（3）负债务而自己不负责任，如有他人提供担保或设定物上保证；（4）负责任而自己不负债务，如家长因其家属之侵权而负有责任，债务属于家属（加害人）。更如动物之占有人就动物加于他人之损害，仅有责任而无债务，其债务则由动物负之；（5）债务于责任从属同时存在，而其范围则不尽相同，如有限责任；（6）债务之内容与责任之内容，多不相同。[8]

（三）德国法继受了日耳曼法对债务与责任的区分
德国普通法时期继受罗马法，也不严格区分债务与责任，一般认为责任为债权及于债务人财产上之效果。而到了《德国民法典》制定之时，资本主义立法思想已经从单纯的个人本位趋向于社会本位，日耳曼法的团体本位也就更多的重新进入到立法者的视野中。通过学者对挪威、瑞典等古日耳曼民族法律的研究，终于在1910年由日尔曼法大家Gierke完成了债务与责任的区分。Gierke将日耳曼法上的责任分为人上责任、物上责任和财产责任三种。现代民法多采二分法，将责任分为物上责任和人上责任。物上责任是以物体代当债务而受束缚，以质物为典型；人上责任是以人之身体及其所有之财产负有代当债务之责任。因此现代民法的人上责任，包括了Gierke所说的人上责任（身体责任）和财产责任。[9]后世民法的物上责任就发展为物权法上的担保物权，财产责任就发展为债权法上的担保制度，包括债权性质的担保和民事责任，而身体责任则逐渐被废除。德国法的这种体例为后世民法典上对债务和责任的区分奠定了基础。

（四）我国传统民法学说对债务与责任的区分
我国传统民法学说沿袭了德国法上对债务与责任的区分，认为从法律目的来说，债权关系之目的，并不在于债务人给付之“实行”，而系在于债务人给付之使债权人获得满足。[10]因此，债务仅属于法的当为，而不含有法的强制。[11]而关于责任的本质，主要可以分为“惩罚说”和“担保说”两种学说：“惩罚说”认为责任是义务不履行的法律后果，“担保说”认为责任是义务履行的担保。尽管罗马法上并不区分债务与责任，但“惩罚说”显然具有私犯的意味，而“担保说”建立在区分债务与责任的基础上。[12]学者大多持“担保说”，如史尚宽先生认为，债务为应为给付之义务，责任为此义务之财产的担保。债务人不为给付时，债权人得依强制执行之方法，以实行其债权者，即以此也。[13]林诚二教授也指出，所谓责任关系，指债务人不履行其给付义务时，以其纵财产担保其债务人之一种特定人间的关系，藉此责任关系，以达到与因给付同一价值之债的目的。[14]王泽鉴教授总结为：“债务，是指为一定给付的义务。责任，指强制实现此项义务的手段，亦即履行此项义务的担保。”[15]

（五）我国侵权法理论的独立性及其与债法理论的关系
我国《民法通则》突破了传统民法的债法体例，不是把侵权行为列入债的发生原因之一进行规定，而是将民事责任独立为章，并在其中专门规定了侵权的民事责任。这样规定的目的是既不否定侵权行为是债的一种发生根据，又突出了侵权行为的法律后果的法律责任性质。[16]对于《民法通则》的立法模式，通说认为是一种立法模式上的缺陷，并认为侵权行为作为一种法律事实，亦产生侵权之债。所以虽然我国《民法通则》专设民事责任制度，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民法就以“侵权责任”概念完全取代了“侵权行为之债”的概念。侵权行为既产生责任又产生债务，损害赔偿既是行为人对国家所负的责任，也是其对受害人所负的债务。[17]笔者看来，这种学说在肯定债务和责任并存的同时，实质上已经改变了对责任的认识，即认为责任人是对国家负的具有一定公法意义上的责任，而非对受害人的私法上的责任。其基本指导思想，是加强对合法权利的保护和对不法行为以及其他致害原因的控制。其基本理论依据，是对侵权民事责任的制裁性和补救性的双重性质的认识。[18]可见，《民法通则》的侵权责任，是以制裁性为第一位，补救性为第二位，所持的侵权责任与侵权之债的关系，相当于传统民法的“惩罚说”。

《民法通则》的这一体例变化对我国侵权法理论体系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在《民法通则》颁布之前，我国民法学界普遍将侵权行为作为一种债的发生根据加以研究。《民法通则》颁布之后，我国民法理论的体系也相应调整，学者们普遍都将侵权行为放在民事责任部分加以研究。[19]应该承认，我国债法理论已经脱离传统债法理论的轨迹，尤其是侵权责任具有较强的独立性，2002年底的“民法典草案”删除债法总则编和2009年底《侵权责任法》独立成编通过，正反映了我国民事责任立法的发展方向，即侵权法已经发展成为所有民事权利的保护法，[20]这就更需要明确侵权责任与债务的关系。

（六）我国侵权法上对债务与责任关系的应有认识
法律责任的范围不同于道德责任的范围，就像法律义务的规范不同于道德义务一样。承担法律责任必须具备法律上的可归责性，而可归责性又必须具有特定的、适用于全体人的归责标准。在民法中，法律责任的后果是产生某种损害赔偿义务。[21]债务与责任的区分，使得通过法律技术区分道德和法律不同意义的责任成为可能，进而通过限制强制执行民事主体的责任财产而保护其自由成为了可能。质言之，债务意义上的“应为”是道德层面的，而责任意义上的“须为”则是法律层面的，二者合一或者不作区分，将压缩市民社会的私人空间；对二者进行区分，则承认法律强制之外尚有个人基于道德因素的自觉给付。至于传统民法认为债务与责任原则上系相伴而生，如影随身，难以分开，[22]则只是对债务与责任存在常态的描绘。民事责任法律制度的最重要存在目的，就是通过候补性的强制执行制度，保障债权人债权的满足。这种保障，是通过在债务上成立责任来实现制度设计目的的，并在责任范围内提供保障。因此民法上的责任范围一般等于或者大于债务，正如同桔子的皮和肉，债务是肉，责任是皮，肉是用外皮保护的，以及债务为责任所包含。[23]

按照“惩罚说”，责任是义务不履行的法律后果，是否意味着债务人无力清偿将面临其他不利后果而实现所谓“国家强制”？那么是否意味着不能偿还债务就面临刑事或者行政责任呢？这至少不符合现状。相比而言，“担保说”更准确的描绘了债权人受偿不能风险的情形，责任不过就是义务人用自己的全部财产为债务履行所作的担保，也更符合社会的发展趋势。因此本文采“担保说”，认为债务为债权人可以请求债务人所为给付，责任为债权人在债务人不为给付情况下可以强制执行财产的数量。在侵权法上，侵权之债是债权人可以请求债务人给付的损害赔偿的金钱数目，而侵权责任是债权人在债务人不为给付或者给付不足情况下，可以强制执行的责任财产总数。必须特别强调的是，责任财产不以债务人自己财产为限，还可以是其他民事主体的财产。

三、多数人债务与多数人责任的区分
债务与责任的区分，在单独债务与单独责任之间并不清晰，这也是该问题被忽略的主要原因，但在多数人债务与多数人责任之间，则十分明显。如果说债务与责任的区分在单独债务中更多的体现为理论意义的话，那么在多数人债务与多数人责任的区分上则具有更多的实践意义。

（一）罗马法上的多数人债务与多数人责任的关系
罗马法上的按份之债是指债在不同的债务人或债权人之间进行分割，以使每个人都只承担给付总额的一部分或者只有权要求其中一部分，这样，实际上出现的不仅是数个债务人或数个债权人，而且出现数个标的，其中每一个只代表整个标的的一部分，只是考虑到各个标的统一在一个总的标的之中，这种债相对于各个主体才被称为份额之债。[24]罗马法上也存在连带之债（obligatio in solidum），债权人或债务人之间就债之成立与消灭相互有连带的关系，如债权人有权向多数债务人中的任何一个债务人请求偿还全部债务。优帝之前，债权人请求多数债务人清偿时，须分别起诉。优帝以后，就可以向各连带债务人同时起诉以请求赔偿。[25]罗马法上的连带之债或共有之债可以定义为：“具有数个主体（债权人或债务人）和完全同一的和单一的标的的债，在这种债中，各个债权人有权要求完整的给付，但在数名债务人中只是一人清偿或为所有债务人负责，另一方面在数名债权人中只是一人提出请求或者代表所有债权人。”因此，事实上只有一个债务人或者债权人，显然这种形式的连带之债可以相对于所有人消灭。连带债权叫做主动共有之债，连带债务叫做被动共有之债。连带之债或共有之债，对于各个债务人来说，债是完整的、连带的，或者每个债权人均有权要求完整的给付，这类债可以称作累积性的连带债，这是后世连带之债的源流。另外，罗马法也出现了后世不真正连带债务的雏形，债对于各个债权人和债务人是连带的，但不是表现为累积的方式，而是表现为选择的方式，也就是说，在各不同主体间选择其一，从而使债务或债权一次消灭。[26]

我们可以看到，罗马法上的连带债务实际上是一种债的保全措施。债的保全又称债的担保，是指保证给付能够按约履行，并防止发生债务人无力清偿的危险的各种措施。罗马法上，为了保证给付能按约履行，采用违约金契约、定金、副债权契约等办法；为了防止债务人无力清偿，则采取了连带债、保证、担保物权和被欺诈行为的撤销等措施。由于债务人无“检索抗辩权”，其担保效力较之保证债权更强，故连带债务对债权人极为有利。不过债权人或债务人有数人时，其债权和债务以按比例分担为原则，故连带债实为例外。[27]

（二）我国传统民法学说对多数人债务与多数人责任的区分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关于进一步开展“2008红盾护农”行动的通知

工商市字[2008]27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大和中央1号文件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抗灾减灾和灾后重建的各项决策部署，按照全国工商行政管理工作会议的要求和安排，进一步发挥工商行政管理职能作用，深入开展“红盾护农”行动，严厉打击制售假劣农资坑农害农行为，积极支持农业灾后重建和恢复生产工作，切实保护农民合法权益，持续增加农民种粮收入，努力稳定发展粮食生产，积极促进农村安定和谐，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现就进一步开展“2008红盾护农”行动的有关要求通知如下，请结合各地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一、开展“2008红盾护农”行动的总体要求

深入开展“2008红盾护农”行动的总体要求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大、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中央1号文件以及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抗灾减灾和灾后重建的各项决策部署精神，全面落实全国工商行政管理工作会议的部署，努力做到监管与发展、服务、维权、执法的统一，巩固开展“红盾护农”行动已经取得的成果，突出工作重点，加大监管力度，积极支持农业灾后重建和恢复生产，保障春耕生产顺利进行，力争灾后农业有一个好收成；创新和完善农资市场长效监管机制，进一步提高执法效能、服务效能和依法行政水平，努力实现农资市场监管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法治化。严厉打击制售假劣农资坑农害农行为，确保农民用上放心农资，切实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推动农资市场秩序持续好转，积极促进农村安定和谐，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二、突出重点，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农资坑农害农行为，努力营造公平竞争、规范有序的市场环境

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要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和特点，明确开展“红盾护农”行动不同阶段的工作目标和工作内容，做到提前部署，周密安排，严厉打击制售假劣农资坑农害农行为，继续强化农资商品质量监管，切实加大农资广告监管力度，严厉查处“傍名牌”行为，努力实施打假与扶优相结合的工作方式，依法查处农资经营中的商业贿赂行为，进一步完善专项整治和日常监管相结合的工作机制，将红盾护农作为一项日常的重点工作抓紧抓好，务求取得实效。

今年年初，我国西北东部和南方大部地区出现持续低温雨雪冰冻天气，给部分地区农业生产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失。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要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做到早动员、早部署、早安排，认真研究当前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后农资市场监管出现的新形势、新情况，积极做好灾后农资市场监管的应对工作，要把深入开展“红盾护农”行动作为积极支持农业抗灾减灾和春耕生产的重中之重，保障春耕生产顺利进行，确保农民群众用上放心农资，确保农资流通渠道畅通，确保农资市场秩序稳定，积极支持灾区恢复农业生产，努力把低温雨雪冰冻灾害造成的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为灾后农业有一个好收成作贡献。

（一）严把市场准入关，进一步加大对农资经营主体的监管力度。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要继续严把农资经营主体准入关，严格依照现行法律法规，认真清理规范农资经营主体资格。对不具备经营资质的，坚决停止其经营活动，并在当地主要媒体上公告；对无照经营的，坚决予以取缔。构成非法经营罪或者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等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要建立农资经营者档案及市场巡查监管动态资料，将其纳入经济户口管理，完善对农资经营者市场准入、交易和退出等重点环节的监管，实施对农资经营者的信用分类监管，对守信企业要采取适当的方式予以宣传，对严重失信的企业要依法予以惩戒。

（二）突出工作重点，确保农资消费安全。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要突出重点季节，结合春耕、夏播和秋种等重要农时，扎实组织开展“红盾护农保春耕、保夏播、保秋种”三次专项执法行动。

要突出工作重点，严厉查处以下违法行为：一是依法查处无证照经营，超范围经营，缺乏有效管理的挂靠经营的违法行为；二是重点检查农资市场、农资经营者中的索证索票和进货台账制度；三是依法查处生产、销售国家禁用农资商品的违法行为, 重点是严厉查处经营甲胺磷、对硫磷、甲基对硫磷、久效磷、磷胺等五种高毒农药的违法行为；四是依法查处生产、销售未经国家有关部门审定或批准生产、销售的农资商品的违法行为；五是依法查处生产、销售掺杂使假、以次充好等假冒伪劣农资商品的违法行为；六是依法查处虚假标识、标识不清、虚假宣传等违法行为。

（三）加强流通环节农资商品质量监测，提高流通环节农资商品质量安全水平。各省级工商行政管理局要统一制定全年种子、化肥、农药、农机具和农膜等主要农资的监测安排，有计划、分步骤、有重点地组织实施。要认真开展定向监测与快速检测相结合的流通领域农资商品质量监管工作，做到制度健全、流程规范、程序合法、结果客观。各地要进一步完善农资商品质量定向监测制度，将农资监测流程、质量判定标准、依据等向社会公示，确保检验结果客观公正；积极探索农资商品质量跟踪制度，以新闻媒体披露的、农民群众投诉突出的、进货渠道不明的、信誉差、屡次监测不合格的农资商品和经营者为重点，建立和完善农资商品质量档案；建立和健全监测信息发布制度，实现检测结果共享，提高监管效能，及时向社会公布监测结果和发布市场监管预警信息，积极引导农民群众理性消费；不断探索不合格农资商品下架、退市制度，加强对不合格农资退市后处理的监管，指导经营者建立退市处理制度和退市处理台账，坚决把不合格的农资商品清除出市场。

（四）严厉查处“傍名牌”行为，实施打假与扶优相结合的工作方式。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要严厉查处利用境外虚假登记的企业名称并以委托加工、授权使用、监制等名义加工生产“傍名牌”产品的行为；严厉查处利用对产地、质量、商标虚假表示等手段，冒充进口化肥，欺骗广大农民的违法行为；要进一步加大农资商品驰名商标的保护力度，严厉查处商标侵权假冒行为。要从打假和扶优两方面入手，加强与农资龙头企业的合作，充分发挥农资龙头企业的专业优势，深入开展“打假扶优”活动，积极探索与农资龙头企业联合打假的有效途径，提高优质农资商品的市场占有率。

（五）依法查处农资经营中的商业贿赂行为，积极引导诚信经营。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要严厉查处农资经营中的商业贿赂行为，坚持标本兼治，继续大力推进企业信用体系建设，建立和完善包括是否有不正当竞争行为、是否有商业贿赂行为等内容的企业信用档案，将农资经营者的商业贿赂行为信息记入其信用档案，积极引导农资经营者守法诚信经营。

（六）加大对虚假广告的查处力度，严厉打击制作、发布虚假农资广告行为。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要以种子、化肥、农药和农机具等农资广告为重点，严厉查处制作、发布虚假农资广告行为。强化对农资广告发布环节的监管，防止虚假广告通过大众传播媒体向农村传播。加大对虚假农资广告的惩治力度，严厉查处发布国家禁止生产、销售的农资广告的违法行为。

（七）强化以日常规范管理为重点，加大基层工商所监管执法和市场巡查力度。基层工商所既是红盾护农的主力军，也是实施农资市场日常规范管理的基础和关键。基层工商所处于工商行政管理的第一线，要加大工作力度，强化日常规范管理，扎实推进“红盾护农”行动向纵深发展。一是要加大农资经营者的经济户口管理和信用分类监管力度，进一步完善工商所经济户口档案，实施动态监管。依据经营者的诚信守法情况，客观评定农资经营主体信用等级，有针对性地加强对失信、严重失信农资经营者的重点监管。二是要加大农资市场巡查工作力度。继续巩固和完善工商所划片分段监管农资市场的责任制度，进一步完善和规范市场巡查程序，突出巡查重点，按照“六查六看”的要求，切实提高市场巡查的执法效能。要把红盾护农的任务作为工商所的重点工作，划分责任区，分片划段责任到人，并把集中巡查整治与日常规范管理有机结合起来，建立健全市场巡查长效机制，巩固专项整治成果，提高规范管理水平。

（八）充分发挥12315申诉举报网络的作用，及时解决因农资消费引发的投诉。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要不断探索和完善保护广大农民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相关措施，充分发挥 12315申诉举报网络的作用，有条件的地方要争取做到农民申诉举报不出村。要广泛开展12315申诉举报网络进市场、进村镇、进商家活动，形成信息采集、投诉受理、纠纷调解、案件查处和跟踪督办相结合的行政执法网络。要完善农村消费纠纷解决机制，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工商所、“一会两站”和红盾护农联络员的作用，及时依法解决农村消费纠纷，特别注意解决好因农资消费引发的群体性投诉，切实促进和谐消费，维护社会稳定。

三、积极建立和完善农资市场长效监管机制，努力提高红盾护农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和法治化水平

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红盾护农工作中，要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创新工作思路，积极探索并建立健全保护农民合法权益、促进农民增收的新举措。要突出抓好工商监管、经营者自律、社会监督、消费者参与“四位一体”的制度建设，努力构建农资市场监管的长效监管机制。要充分发挥工商行政管理整体执法优势，积极探索行之有效的农资市场监管方式方法，建立和完善农资市场长效监管机制，推进红盾护农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和法治化，不断提高监管执法水平，努力提高监管执法效能，

（一）依托信息化手段，建立农资市场信息化监管机制。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要充分发挥网络信息资源优势，积极推行农资市场信息化监管。有条件的地方要加快红盾护农行动信息网的建设，要通过红盾护农行动信息网，及时传达上级的有关指示和政策，公布农资商品质量监测情况，通报农资违法案件查处情况。各地要加强沟通协作，逐步实现农资商品监测结果共享，进一步提高监管效率，避免重复抽检，合理减轻农资经营者的负担。

（二）建立健全农资商品质量追溯制度。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要依托“经济户口”，积极引导农资经营者建立健全自律机制和内部管理制度，督促农资企业制定有关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责任书。要在确保农资经营者建立健全并执行索证索票、进货台账制度的同时，进一步引导农资经营者建立和完善购销台账制度、不合格农资退市制度、质量承诺制度和市场开办者质量责任制度，切实用制度规范经营者经营行为，实现农资商品可追溯监管。

没有建立并执行进货检查验收制度、购销台账制度的，要依据职责责令停止销售；不能提供检验报告或者检验报告复印件销售农资商品的，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销售的农资商品，并处货值金额3倍的罚款；造成严重后果的，吊销营业执照。

（三）强化农资市场主办者、经营者责任制。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要充分发挥农资市场主办者、经营者的自我管理作用，强化农资市场主办者、经营者责任意识，要引导农资市场主办者、经营者牢固树立农资质量安全第一责任人的理念，督促农资经营者建立健全自律制度，严格审验供货商的经营资格，详细验明有关质量合格证明和标识，对农资的购进、储存和销售全程规范管理，严把农资质量市场准入关。要鼓励和引导市场主办者和经营者加强自律，做到诚信经营。

（四）继续推行和完善种子留样备查公告制度。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要进一步规范种子留样备查公告制度，实行农资协会、农资市场和农资经营者设立符合种子保存条件的留样室留样，并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监督封样，留样时间最少为一个种植周期。

（五）积极推行农资“质量承诺先行赔偿”制度。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要创新监管思路，探索建立“质量承诺先行赔偿”制度，解决农民购买假冒伪劣农资造成损失后的赔偿问题。有条件的地方要充分发挥行业协会作用，支持和指导当地行业协会建立农资商品质量保证基金，实行农资商品质量承诺和先行赔偿机制，切实维护农民利益，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保护农民种粮的积极性。

（六）大力支持建立农资连锁经营和农资经营放心店。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要鼓励和支持信誉好、规模大的农资企业到乡村开展农资连锁经营，进一步推广农资商品销售与农资技术指导相结合的农资连锁店，畅通农资流通“绿色渠道”。要鼓励和引导农资经营者积极创建“农资经营放心店”，方便广大农民群众购买放心农资。

（七）严格责任制度，认真落实农资市场监管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要根据属地管理和农资市场网格化监管原则，全面落实农资市场监管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充分发挥基层工商所的作用，把红盾护农的各项工作细化责任落实到人，确保责任到位，职责分明。要严肃查处农资市场监管工作中的失职渎职行为，对发生重大假劣农资案件，造成严重损失、社会影响恶劣的，坚决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八）充分发挥行业协会自律作用，切实提高农资经营者的素质。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要充分发挥农资行业协会自我教育、自我规范、自我约束和自我发展的自律作用，切实提高农资经营者的素质。充分调动和发挥各行业协会在农资市场管理和农资打假活动中的积极作用，引导会员诚信经营，公平竞争。

要积极支持和配合农资行业协会开展创建农资诚信经营者、诚信示范经营者等活动，在职责范围内给予相应的扶持和鼓励政策。对中国农业生产资料流通协会认定的连续两年以上被评为“中国农资流通诚信建设示范企业”以及中化化肥有限公司、中国农业生产资料集团公司等信誉好、规模大的农资经营龙头企业给予流通环节免于抽检、扶持连锁经营等便利扶优措施，提高优质农资市场占有率，鼓励更多的农资经营者争做诚信经营的模范，更好地推动农资经营诚信体系建设。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印）

二○○八年二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