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人大常委会


长沙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长沙市城市道路车辆通行若干规定》的决定

（2011年4月27日长沙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 2011年5月27日湖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批准）



　　长沙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定对《长沙市城市道路车辆通行若干规定》作如下修改：
　　一、第六条修改为：“本规定实施前已购电动车的所有人应当凭合法有效的资料，依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具体规定办理备案手续。对已备案的电动车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统一临时编号，发放编号牌和行车证。按规定悬挂编号牌的电动车，在确保安全驾驶的前提下方能上道路行驶，最高时速不得超过二十五公里。”
　　二、增设一款作为第六条第二款：“鼓励保险公司开展电动车、电动自行车道路交通安全事故责任保险业务。”
　　三、第八条第一款修改为：“符合国家安全技术标准的电动自行车，应当按照《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的规定，登记上牌后，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发放行驶证方能上道路行驶，最高时速不得超过十五公里。”
　　四、第九条修改为：“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电动车备案、编号、发放编号牌、行车证和电动自行车登记上牌、发放行驶证不收取费用。”
　　五、第十条修改为：“电动车、电动自行车上道路行驶应当遵守以下规定：
　　（一）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没有划分非机动车道的道路，应在距右侧道路边缘一点五米的范围内行驶；
　　（二）载物高度从地面起不得超过一点五米，宽度左右各不得超出车把零点一五米，长度前端不得超出车轮，后端不得超出车身零点三米；
　　（三）电动车驾驶人必须年满十八周岁，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必须年满十六周岁；
　　（四）电动车驾驶人不得饮酒后驾驶，电动自行车驾驶人不得醉酒驾驶；
　　（五）电动车、电动自行车驾驶人不得接听手机、戴耳机；
　　（六）电动车必须悬挂编号牌，电动自行车必须悬挂号牌；电动车编号牌和电动自行车号牌应当安装在车辆正前方；
　　（七）随车携带电动车行车证、电动自行车行驶证；
　　（八）不得加装固定遮阳遮雨装置、电瓶等妨碍道路交通安全通行的装置；
　　（九）电动车可以搭乘一名六周岁至十二周岁且身高不超过一百五十五厘米的未成年人，禁止搭乘未达到六周岁、超过十二周岁或者身高超过一百五十五厘米的人员。
　　（十）禁止电动车、电动自行车从事客运经营。”
　　六、增设一条作为第十一条：“电动车上道路行驶时还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通过有交通信号（含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和交通警察的指挥，下同）控制的交叉路口，遇有放行信号时，让先于本放行信号放行的车辆、行人先行；遇有交通警察现场指挥时，服从交通警察指挥；
　　（二）通过没有交通信号控制的交叉路口，在路口外慢行或者停车?t望，让右方道路的来车先行；
　　（三）相对方向行驶的右转弯的车辆让左转弯的车辆先行；
　　（四）与相邻行驶的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在与行人混行的道路上或者行经人行横道时避让行人；
　　（五）设有转向灯的，转弯前开启转向灯；
　　（六）制动器失效的，下车推行。”
　　七、增设一条作为第十二条：“电动车、电动自行车停放和临时停车不得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政府有关部门已划定指定停放地点的，应当在指定地点停放。
　　禁止电动车、电动自行车在交叉路口、公共汽车站、医院及学校门前、公共广场出入口以及距离上述地点五十米范围内的路段和设有禁止停车标志、标线的路段停放。”
　　八、第十五条改为第十七条，修改为：“电动车、电动自行车驾驶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以五十元罚款；拒绝接受罚款处罚的，可以暂时扣留车辆至指定场所。驾驶人接受处罚后，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退还车辆：
　　（一）驾驶电动车时速超过二十五公里或者驾驶电动自行车时速超过十五公里的；
　　（二）驾驶电动车、电动自行车未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或者未在没有划分非机动车道的道路距右侧道路边缘一点五米的范围内行驶的；
　　（三）驾驶电动车、电动自行车载物高度从地面起超过一点五米、宽度左右超出车把零点一五米、长度前端超出车轮或者后端超出车身零点三米的；
　　（四）驾驶电动车不按交通信号通行的；
　　（五）饮酒后驾驶电动车的；
　　（六）驾驶电动车、电动自行车上道路行驶时接听手机、戴耳机的；
　　（七）驾驶加装有固定遮阳遮雨装置、电瓶等妨碍交通安全通行装置的电动自行车上道路行驶的；
　　（八）驾驶未悬挂牌照的电动自行车上道路行驶的；
　　（九）使用伪造、变造或者使用其他电动自行车号牌、行驶证的；
　　（十）驾驶电动车未按规定让行的；
　　（十一） 驾驶电动车、电动自行车未随车携带行车证、行驶证的；
　　（十二）驾驶电动车、电动自行车不按规定停放或者临时停车的。
　　驾驶人有前款第九项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法收缴伪造的电动自行车号牌、行驶证。”
　　九、第十六条改为第十八条，修改为：“电动车、电动自行车驾驶人未达到驾驶年龄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以五十元罚款，并暂时扣留车辆至指定场所，依法处罚后退还车辆。
　　电动自行车驾驶人醉酒驾驶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驾驶人处以五十元罚款，并暂时扣留车辆至指定场所，待安全隐患消除并进行处罚后退还车辆。”
　　十、增设一条作为第十九条：“电动车驾驶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暂时扣留车辆并处五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处罚，依法处罚后退还车辆：
　　（一）驾驶加装有固定遮阳遮雨装置、电瓶等妨碍交通安全通行装置的电动车上道路行驶的；
　　（二）驾驶未悬挂编号牌的电动车上道路行驶的；
　　（三）使用伪造、变造或者使用其他电动车编号牌、行车证的；
　　（四）驾驶电动车搭乘未达到六周岁、超过十二周岁或者身高超过一百五十五厘米人员的；
　　（五）电动车驾驶人醉酒驾驶的。
　　驾驶人有前款第一项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强制拆除非法装置，并予以收缴；有前款第三项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法收缴伪造的电动车编号牌、行车证；有前款第五项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约束至酒醒。”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长沙市城市道路车辆通行若干规定》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并对条款顺序作调整后，重新公布。


　　死刑复核程序作为我国一项特有的程序，现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刑法和刑事诉讼法都明确规定死刑核准权由最高院行使。然而实践中死刑复核程序在“收”与“放”之间几经周折反复，最终统一归位，体现了惩罚犯罪与尊重人权的结合。在学术界和实务界，死刑复核程序的方式和方法也一直是广泛关注的对象和极具争议的话题，尤其是随着人权主义思想和人道主义精神的不断发展，国际社会限制和废除死刑的呼声日益强烈，人们越来越接受“轻刑化”思想，尊重生命，尊重人权，废除死刑已是世界法律发展的大势所趋。而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在我国暂时保留死刑仍有不可替代的实践意义，废除死刑不可一蹴而就，作为过渡阶段的死刑复核程序在顺应时代潮流，限制死刑数量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在这一特殊时期，对死刑复核程序改革加以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死刑复核程序的性质定位

　　（一）死刑复核程序的性质

　　关于死刑复核程序的性质定位及程序设置，学术界争议很大，目前主要存在三种观点：

　　1、死刑复核程序属于审判程序

　　因为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把死刑复核程序放在第三编审判程序之中，显然认为它与一审、二审程序都属于审判程序。它虽然不是一个审级，但却是死刑案件经过两审终审后必不可少的一个程序。着名学者陈光中也认为“死刑复核程序是一种特殊的审判程序，应当使控辩双方积极参与到诉讼中来，但不能像普通程序一样全部开庭审理。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刑案件，应当分别听取检察人员、辩护人的意见”。死刑复核程序属于审判程序是目前的主流观点，但是审判程序的诉讼构造遵循的是控审分离、控辩平等、审判中立，显然死刑复核程序里面并没有控辩双方的充分参与，因此此观点也有其尴尬之处。

　　2、死刑复核属于行政性程序

　　因为死刑复核的启动方式具有行政审批的色彩，遵循自动报核、自动适用的原则，无需当事人上诉或检察院抗诉。这与审判程序中“不告不理”原则背道而驰，相比司法权的被动性，其更符合行政程序的特点。同时复核程序具有单方性，虽然在死刑复核程序中检察人员列席审判委员会，但是由于程序设置的不合理性，检察机关不能充分发挥检察监督职能，法院也无法广泛听取控诉方的意见。而且目前死刑复核案件的审理主要以案件笔录为中心，实行不开庭审理，只查阅卷宗笔录，是一种典型的办公室作业，行政审批色彩浓厚。

　　3、死刑复核是一种兼具行政性程序特点和审判程序特点的混合型程序

　　此观点认为死刑复核程序应当定位于既具有行政性程序又具有审判性程序性质的混合型程序，以控辩双方是否有异议为标准，在其启动方式与复核方式上兼具两种程序的特点：无异议的案件仍以终审法院主动报核的方式来启动死刑复核程序，反之，以异议方提请复核的方式启动程序；对双方无异义的案件采用行政性复核程序，以书面审理为主，必要时可以提审被告人和听取检察院以及辩护律师的意见，反之则采用审判性程序复核，必须实行开庭审理。笔者也倾向于此种观点，虽然在刑诉法中将其列为审判程序，但是由于其行政审批色彩浓厚，且缺乏审判程序中控辩双方的充分参与，在实践中也主要是“核”而不是“审”，因此不能将其简单列为审判程序或者行政程序，而应该从效率和公平正义角度出发，综合考量。

　　（二）死刑复核程序存在的意义

　　1、有效限制死刑数量，确保死刑案件质量

　　死刑是剥夺人生命的最严厉的刑罚，因此对死刑的适用必须慎之又慎，尽可能的充分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严格限制死刑数量，确保死刑的质量。虽然废除死刑已成为国际社会普遍接受和认同的观点，但由于目前我国对废除死刑采取保守的态度，“杀人偿命”的思想在普通民众中仍然根深蒂固，导致我国废除死刑道路任重而道远。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一直贯彻“少杀，慎杀”的刑事政策，从实体和程序上严格控制死刑数量。死刑复核程序作为一个特殊的诉讼程序，其设置的初衷就是充分保障人权，控制死刑的适用，提高死刑案件的质量。死刑复核程序通过对死刑案件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严格审查，规范了死刑适用的标准，严格控制了死刑适用范围，从程序上有效地保证了死刑适用的正确性和公正性。实践证明，自死刑复核权回收后，死刑案件的数量下降趋势尤为明显，判处死缓的人数多年来第一次超过了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人数。

　　2、充分保障人权，减少冤假错案的发生。

　　人权作为人之为人所享有的权利，其受保护的程序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和法治水平，因此加强对人权的司法保护已经成为法治国家的重要任务。尤其是随着人权主义思想和人道主义精神的发展，人们越来越尊重生命，尊重人权，人权观念深入人心，作为人权最基本内容的生命权更是被人们所重视，因此剥夺人生命的死刑在适用上更应该持严肃谨慎的态度。死刑复核程序作为死刑案件二审终审后的特殊审核程序，通过对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进行严格审查，为死刑被告人提供了最后一次申诉和辩护的机会，有利于实现被告人的权利救济，充分体现了对生命权的尊重。同时，死刑复核权收回最高院，弥补了长久以前各地高级人民法院在死刑复核中标准不统一的缺陷，极大地限制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扩大了复核结果的统一性，有效遏制了不同法官手上“生死相异”的情形，有利于防止无辜错杀和死刑滥用，减少了冤假错案的发生。

　　3、弥补实体法缺陷，制约司法权滥用。

　　“滥施极刑从来就没有使人改恶从善。这使我去研究，在一个组织优良的社会里，死刑是否真的有益和公正？”自从意大利刑法学者贝卡里亚振聋发聩地提出废除死刑的主张以来，死刑的正当性越来越受到公众的质疑，逐步减少到废止死刑已经成为世界性趋势。而我国打击犯罪的刑事政策和民众依赖死刑的心理决定了我国立刻从实体法上废除死刑的空间非常有限。同时，我国《刑法》条文对于死刑的规定也比较粗疏，未作出明确、具体、可操作的规定，对死刑案件的审理有着巨大的自由裁量空间，无法达到限制司法权滥用，保障人权的司法目的。因此通过程序法的路径可以有效弥补实体法在死刑限制上的巨大压力和运作空间。通过对死刑案件进行严格审查，有利于保障死刑适用标准的统一性，避免审判的错误和随意化，以充分发挥死刑复核程序的纠错功能，严格限制司法权的滥用，减少滋生司法腐败的空间。

　　二、死刑复核程序实施中的缺陷

　　虽然我国设立死刑复核程序的初衷是控制死刑数量，提高死刑审判质量，贯彻少杀、慎杀的刑事政策，但是由于死刑复核程序立法上的漏洞和空白以及缺乏制度构建上的有效保障，导致我国死刑复核程序在实际运作中出现了诸多缺陷和弊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死刑复核程序在立法上存在缺陷。

　　首先，现行死刑复核程序的立法过于模糊、笼统，存在诸多漏洞，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原有的《刑事诉讼法》对于死刑复核程序的规定只有4个条文，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增加了两个条文的规定，即第239条和第240条的规定。即使刑诉法作出了修订，但是除了对死刑复核的主体、材料的报送、审判组织，律师参与、检察监督等作了比较笼统的规定之外，现行刑事诉讼法对于报请复核的具体内容、有关死刑复核的方法、死刑复核之后的处理、死刑复核的期限等诸多内容都没有作出详细的规定。尽管最高人民法院作出了司法解释，但是并没有对死刑复核程序的完善作出实质性的改变。这与法律的严谨、周密严重不相符，也限制了死刑复核程序救济和纠错功能的发挥。

　　（二）死刑复核程序在启动和审理方式上行政化色彩浓厚。

　　根据我国刑诉法规定，死刑复核程序采取的是行政化的报送核准方式，凡属于法律规定的死刑案件在判决生效后，均应主动向最高人民法院报请核准。这种启动方式严重违背了司法被动性的原则，为保证法院审判案件时的中立性，在司法审判中遵循的是“不告不理”，即必须有当事人的上诉、抗诉、申请才能启动司法程序。而死刑复核程序却是作出死刑判决的法院直接自动报请最高院核准，是一种内部的、单方面的案件流转过程，摒弃了控辩双方的意思自治，是一种典型的办公室作业方式，行政色彩浓厚。

　　（三）死刑复核程序缺乏控辩双方的充分参与和监督。

　　在死刑复核程序中，法院提审被告人和审理案件时缺乏检察机关和辩护律师的参与，使控辩双方无法参与其中，更无法对案件事实和法律适用展开辩论，不利于充分保障被告的诉讼权利和实现最后的司法救济。在法院提审被告人时，往往没有辩护律师的介入，而很多被告人并没有专业的法律知识，在死刑复核程序中为自己进行的辩护就显得苍白无力，未能充分保障其辩护权和生命权。在死刑复核程序中，辩护权是被告人诉讼权利的核心权力，但是刑法和刑诉法都只规定人民法院在一审和二审程序中承担为死刑案件指定辩护人的义务，而在死刑复核程序中被告人无权获得强制性的法律帮助权。被告人的辩护权能否得到充分保障也就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