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人民政府


北京市机动车公共停车场管理办法

北京市人民政府
北京市人民政府令第75号


（2001年3月28日市人民政府第33次常务会议通过，自2001年7月1日起施行）


第一条 为促进本市机动车公共停车场的建设和发展，加强机动车公共停车场的管理，规范机动车公共停车场的服务活动，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机动车公共停车场（包括机动车公共停车库、机动车公共停车楼等停车设施，以下简称公共停车场）的规划、建设和管理，适用本办法。
大中型公共建筑停车场的规划和建设，依照本市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条 市市政管理委员会主管本市公共停车场的管理工作，负责组织拟订有关停车设施建设和经营管理的政策，审查停车场经营者的资质，制定停车场行业管理规范，并会同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监督公共停车场专业规划的实施。
区、县人民政府确定的行政主管部门在市市政管理委员会的指导下，按照规定的职责负责本辖区内的公共停车场管理工作。
规划、发展计划、建设、价格、公安交通管理等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依法对公共停车场的建设和服务活动实施监督管理。
第四条 本市根据城市总体规划和城市建设发展的需要编制公共停车场专业规划，逐步缓解停车设施供需矛盾。公共停车场专业规划由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市政管理、公安交通管理等部门组织编制，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五条 公共停车场的建设应当与新区开发、旧城及商业街区改造、道路建设等相结合。市市政管理委员会会同规划、发展计划、公安交通管理等部门根据公共停车场专业规划制定停车场年度建设计划，并组织实施。
第六条 本市鼓励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人以多种形式投资建设公共停车场。投资建设公共停车场可以享受的优惠政策，由市人民政府另行规定。
第七条 本市采取招标投标方式选择公共停车场的投资建设者。招标投标的组织工作，由市市政管理委员会或者区、县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负责。
第八条 公共停车场建设工程的设计应当符合国家和本市规定的设计标准和规范。
公共停车场建设工程的竣工验收应当有公共停车场主管部门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参加。经验收合格的，方可投入使用。政府投资建设的公共停车场由市市政管理委员会或者区、县人民政府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竣工验收。
第九条 新建、改建居住区应当按照规定同步配套建设公共停车场。现有居住区未建公共停车场或者停车位不足的，应当按照规划建设程序规划改造建设公共停车场。
居民委员会有权对居住区公共停车场的配套建设和管理情况进行监督。
第十条 公共停车场可以由投资建设者经营管理，也可以委托专业停车管理企业经营管理。居住区公共停车场的管理由该居住区物业管理部门或者其委托的专业停车管理企业负责。
临时占道停车位、立交桥下停车场由市市政管理委员会和区、县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职责权限采用招标投标方式委托专业停车管理企业进行经营管理。
第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已建成的公共停车场挪作他用或者擅自停止使用。
公共停车场建成投入使用后，在其周围一定范围内，不得新设置临时占道停车位；原有的临时占道停车位应当及时撤销。
第十二条 公共停车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完备的消防设施；
（二）完善的安全监控设施；
（三）符合规定的安全警示标志、停车标志、标线和停车设施。
第十三条 公共停车场经营者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遵守国家和本市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
（二）建立健全经营管理制度和服务规范，按照规定向公共停车场主管部门备案，并接受其指导、监督和检查；
（三）工作人员和收费人员应当佩戴明显标志；
（四）按照市价格主管部门批准的收费范围和标准收费，明码标价，使用税务部门监制的统一票据；
（五）保持公共停车场内良好的停车秩序，确保停车设施的正常运行；
（六）保障停车安全，杜绝事故隐患，防止车辆丢失、损坏。
第十四条 机动车驾驶员在公共停车场内停放机动车的，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自觉遵守公共停车场管理制度，爱护停车设备设施；
（二）遵守停车标志、标线；
（三）按照规定交纳停车费；
（四）接受公共停车场工作人员的指挥调度，车辆有序停放。
第十五条 本市鼓励企业事业单位的内部停车场对外开放。对外开放的内部停车场的管理，适用本办法的有关规定。
第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规定，将已建成的公共停车场挪作他用或者擅自停止使用的，责令限期改正，并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第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三条第（二）项、第（三）项、第（五）项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并处2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第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属于违反规划、建设、价格、市政管理、公安交通管理等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的，由规划、建设、价格、市政管理、公安交通管理等部门依法处理。
第十九条 对临时占道停车位的经营管理，依照本办法有关规定执行。临时占道停车位的经营管理者，应当按照规定缴纳占道费。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2001年7月1日起施行。1993年11月18日市人民政府第19号令发布、1997年12月31日市人民政府第12号令修改的《北京市临时占用道路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同时废止。


2001年5月12日


　　 民事侵权在现实生活中普遍发生，尤其在目前举国烦躁的环境下，侵权事件越来越多。而对被侵权人的赔偿范围，又因诸多法律或者司法解释规定的差异性，变得扑朔迷离。特别是2013年1月1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法释〔2012〕21号）对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过程中的赔偿范围的解释，使被侵权人在诉求过程中增加了不必要的诉讼风险。
　　因此，对于这一问题进行探析，有助于维护被侵权人的合法权益。
　　　侵权赔偿范围相关规定的变化及其蕴含的立法倾向
1、《民法通则》规定：“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疾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造成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抚养人的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
　　　该规定没有涉及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以及精神抚慰金等。
　　　这是由于《民法通则》颁布于1986年，是在文革“砸烂公检法”后恢复正常法律秩序不久制定的，比较粗放，具有纲要性质，且对被侵权人的保护意识不强，所以对于赔偿范围规定得较少。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46条：“赔偿的生活补助费应补足到不低于当地居民基本生活费的标准”的规定，该“生活补助费”显然与残疾赔偿金的标准相差甚远，不具有残疾赔偿金的赔偿功能。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受害人人身伤害的，侵害人应当赔偿医疗费、治疗期间的护理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等费用；造成残疾的，还应当支付残疾者生活自助具费、生活补助费、残疾赔偿金以及由其扶养的人所必需的生活费等费用；造成受害人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亡赔偿金以及由死者生前扶养的人所必需的生活费等费用。”
该规定已经将“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予以列举，同时列举的还有“生活补助费”、“由其扶养的人所必需的生活费”。这就进一步说明《民法通则》中的“生活补助费”，不具有“残疾赔偿金”的性质；而且，“残疾赔偿金”与“被抚养人的生活费”不是包含或者交叉关系，受害人可以同时主张“残疾赔偿金”和“被抚养人的生活费”。这就最大限度地保护了受害人的利益。
　　3、《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侵权损害赔偿范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的规定相同。不仅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了赔偿范围后，同一条款同时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因此，完全可以理解为：赔偿范围不受加害人是否受到刑事诉讼或者制裁的影响。
　　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生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20号）的规定，不仅对“残疾赔偿金”和“被抚养人的生活费”予以并列列举，而且对“精神损害抚慰金”也予以明确。这充分说明“残疾赔偿金”、“被抚养人的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各具有不同的功能和意义，是对受害人不同损害的补偿，相互之间不存在交叉或者冲突。
　　5、《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仍然作为赔偿的范围。但是，没有将“被抚养人的生活费”予以列举是一个倒退，是对受害人权利的漠视。
　　从上述的规定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赔偿的范围逐渐增加和具体。由此可见，立法者越来越倾向于保护被侵权人，使得被侵权人在受到伤害后获得较多的赔偿，不仅弥补其造成的损失，也对其精神有所抚慰。
　　但是，赔偿的标准还是过低，对被侵害者的保护不够充分，也使得侵权人违法成本过低，起不到惩戒作用，从而不能有效减少侵权事件的发生。
　　　残疾赔偿金的法律性质
　　　残疾赔偿金不仅仅是对受害人未来收入损失的补偿，而是对受害人的综合补偿。
　　　有学者认为，残疾赔偿金是对未来收入损失的赔偿。这一观点是偏颇的。
　　　首先，如果残疾赔偿金是对受害人未来收入损失的补偿，则必须根据受害人生前收入状况来考虑受害人未来收入损失具体数额，这就必然是千差万别的，而不是目前仅仅根据户口类型确定赔偿数额。
　　　其次，众所周知，构成残疾未必影响劳动能力，如果不影响劳动能力，就无所谓未来收入损失的说法。
　　　目前除交通事故外，民事侵权的伤残鉴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检验检疫总局、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2006年发布的《劳动能力鉴定 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GB/T16180-2006）作为定残标准。根据该标准，很多症状构成伤残，但是不会影响劳动能力。例如：“开颅手术后无功能障碍”、“颈部瘢痕畸形，不影响活动”、“全身瘢痕占体表面积≥5%”等症状均构成九级伤残，但是并不丧失劳动能力。因此，此类伤残不会导致未来收入减少。如果如某些学者的观点，残疾赔偿金是对未来收入损失的赔偿，那么，受害人未来收入并不减少的情况下是否就无需支付残疾赔偿金？显然，无论是否影响劳动能力，也无论是否未来收入有损失，只要构成伤残，就必须支付残疾赔偿金。
　　　所以，残疾赔偿金不仅仅是对受害人未来收入损失的补偿，而是对受害人的综合补偿。是受害人受伤致残后自身产生心理负面影响甚至自卑情结或者他人对受害人产生负面感觉或者评级的一项综合弥补。
　　　残疾赔偿金不应当分三六九等。
　　　既然残疾赔偿金不仅仅是对受害人未来收入损失的补偿，而是对受害人的综合补偿，就应当不分户口类型或者地域等因素而统一赔偿标准。
　　　目前司法实践是按照受诉法院的不同或者居住地的不同以及户口类型的不同而确定残疾赔偿金的数额的。这是有悖立法初衷和公平原则的。
　　　从法理角度看，既然人生而平等，那么，同一等级的残疾赔偿金就应当一样。此点，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九条：“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标准为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的规定，就是对生命同价的最好诠释。
　　　户口类型本来就是中国特殊时期的权宜之计，从发展的角度看，中国的户口制度是倒退和违背普世价值观的，况且，户口类型并不是收入多少的依据。因此，以户口类型来确定残疾赔偿金的数额是非常值得诟病的。
　　　“被抚养人的生活费”不应当包含于“残疾赔偿金”之中。
　　 因为不同的受害人所抚养的对象多少和情况各有差异，对于受害人需要抚养的对象较多的情况，也许“残疾赔偿金”还不够支付被抚养人的生活费。如果该受害人丧失了劳动能力，残疾赔偿金的救济作用就非常有限，更谈不上是实际损失的赔偿，此时，受害人及其整个家庭的生活必然立即陷入困境。
　　所以，受害人只要构成致残，就应当获得残疾赔偿金，而因此丧失劳动能力的，必须另外获得被抚养人的生活费。换言之，受害人构成伤残未必丧失劳动能力，丧失劳动能力未必就一定有被其抚养的对象，所以说，“被抚养人的生活费”是对伤残者不仅丧失劳动能力且又有需要抚养的对象的特殊情形的补偿费。如果将“被抚养人的生活费”包含于“残疾赔偿金”之中，对于上有老人需要赡养，下有子女需要抚养的受害人，即使获得残疾赔偿金，而该残疾赔偿金又是按照农村标准，其家庭必然处于悲惨境地，甚至无法生存。
　　　所以说，取消“被抚养人的生活费”的赔偿项目，或者说，将“被抚养人的生活费”包含于“残疾赔偿金”之中。都是违反公平原则的。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如何理解（法释〔2012〕21号）所规定的赔偿范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法释〔2012〕21号）第一百五十五条第二款：“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付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被害人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等费用；造成被害人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等费用。”的规定，没有将“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予以列举，那么，是否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就不予支持呢？
　　笔者认为，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应当得到法院支持。
　　首先，对于“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刑法、刑事诉讼法以及刑事司法解释没有予以明确排除。而该司法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因受到犯罪侵犯，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精神损失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规定则是明确排除精神损害抚慰金。说明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对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残疾赔偿金”与“精神损害抚慰金”采取不同态度。
　　其次，根据对“造成被害人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等费用；造成被害人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等费用。”中的“等费用”的语义理解，造成被害人残疾或者死亡的，不仅仅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或者丧葬费。
　　其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六十三条：“人民法院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除刑法、刑事诉讼法以及刑事司法解释已有规定的以外，适用民事法律的有关规定。”的规定，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应当适用民事法律的有关规定。而根据民事法律的有关规定，“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是必须赔偿的。
　　所以，虽然该司法解释第一百五十五条第二款没有对“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进行列举，在适用法律时应当依据民事法律的规定予以支持。
　　另一方面，正义不仅是法律的重要价值要素之一，同时又是法律的评价体系。从伤情鉴定规则和伤残鉴定规则比较来看，伤残级别较高的才能构成轻伤或者重伤，加害人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被害人死亡的，加害人更需要承担刑事责任。而如果刑事附带民事不支持“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其结果便是受害严重的反而得不到应有的赔偿，这与社会正义是背道而驰的。
　　因此，从社会正义的角度考虑，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应当得到支持。
　　　（法释〔2012〕21号）给受害人带来的诉讼风险
　　虽然，该司法解释第一百五十五条第四款有：“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就民事赔偿问题达成调解、和解协议的，赔偿范围、数额不受第二款、第三款规定的限制。”的规定，但是因为该司法解释没有明确列举“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就会导致法官在适用该司法解释时行使自由裁量权。如果受害人就赔偿问题没有达成协议，就会冒法院不支持“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的风险。同时，因该司法解释没有列举“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赔偿项目，即使受害人愿意与加害人就民事部分达成和解，在协商具体数额过程中，受害人同样处于劣势地位，其结果必然导致赔偿数额过小，从而，违背法律的公平原则。
　　最高人民法院在出台该司法解释时也许初衷是为了防止产生空判，即避免判决书中判决数额因加害人的赔偿能力有限而无法实际履行的情形。
　　但是，该司法解释显然是因噎废食，顾此失彼的。虽然过去确有判决得不到完全履行情形，但是，明确“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赔偿项目却实实在在地维护了绝大多数受害人的利益，使损害和赔偿基本处于一种平衡状态。
　　因此，该司法解释不利于保护受害人利益，加大受害人的诉讼风险，使弱势群体更弱，因而该司法解释条款属于恶法性质。
　　　（法释〔2012〕21号）对惩治犯罪造成的负面影响。
　　　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犯罪分子所承担的刑事责任应当与其所犯罪行相适应。
　　　同时，量刑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进行客观量刑。
　　　但是，由于（法释〔2012〕21号）没有列举“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赔偿项目，导致受害人担心依法判决时“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得不到法院支持，所以，为了获得应得的赔偿金，就积极谋求民事部分和解。而在协商过程中，加害人掌握了受害人的心理，于是就肆无忌惮地要求受害人出具谅解书。正如加害人所预料的一样，受害人为了获得该赔偿款，只能违心地谅解加害人，甚至违心地要求法院对加害人适用缓刑。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量刑指导意见》，赔偿和被害人的谅解都是重要的从轻情节，被害人出具的要求法院对加害人适用缓刑的申请，更是法官对犯罪分子适用缓刑的重要理由（此点也无形中为法官徇私枉法提供便利）。
　　　结果显而易见：在赔偿数额并没有实际增加的情况下，因被害人的违心谅解和要求对加害人适用缓刑的申请，使得犯罪分子被重罪轻判，且冠冕堂皇。
　　　孔子在几千年前就作出警示世人的发问：“以德报怨，何以报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