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时期男女平等的体现

惠云


1992年4月3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明确了妇女的政治权利、文化教育权益、劳动权益、财产权益、人身权利、婚姻家庭权益的具体内容。1995年，我国在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欢迎仪式上向全世界宣布，“把男女平等作为促进我国社会发展的一面基本国策”。近几年来，各级妇女组织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适应改革开放，经济结构调整的新形势，加强思想建设，以团结、勤奋、务实、创新的精神，创造出了良好的成绩。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纵观人口、环境、土地等基本国策的实施，也有不尽不处。长期以来，女性相对男性普通处于弱势。我国农村，男女不平等的因素还很多如：女子出嫁后，户口没有迁出，村委就将其责任田抽回，《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三十条规定“农村划分责任田、口粮田等，以及批准宅基地，妇女与男子享有平等权利，不得侵害妇女的合法权益。妇女结婚、离婚后其责任田、口粮田和宅基地等，应当受到保障”。为了实现男妇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把男女平等作为基本国策，体现了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时代要求。妇女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支生力军越来越得到社会的公认和称赞。
虽然现阶段妇女的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也不能否认当前农村妇女的科学文化素质仍处于较低的水平，还不能适应现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特别是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一部分妇女安于现状，缺乏市场意识和经济头脑，受一些不良宣传的影响，少数女青年缺乏积极向上的理想和信念，为了满足虚荣享乐，走上了卖淫、傍大款、做情人的路，还有一部分妇女不知法、不学法、不懂的用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因此走上犯罪的道路。所以，妇女问题是重要的社会问题。解决男女不平等，妇女受歧视问题，推进男女平等的参与发展，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要认真落实国家有关男女平等的法律法规政策，真正把法律赋予妇女的合法权益落实到实处。
有作为才能有地位，从根本上提高中国妇女的地位，真正实现男女平等，最终取决于女性整体素质的提高。做为现在女性不仅应该树立自尊、自信、自立、自强意识，努力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素质，迅速不懈地增强在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条件下的适应能力和竞争能力，还要学法、懂法、用法，用法律武器来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作为新时期的女性，应当充分认识新世纪的时代特征和发展趋势，增强与时共进的现代意识，保持独立健全的人格。
新世纪是一个充满希望的世纪，我们党制定了一系列实现中华民族腾飞的战略目标。实现这一目标不仅需要男性的积极参与，同样需要女性的努力奋斗。作为女性应克服自卑心理，弘扬女性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为实现自身价值而努力奋斗。记得我调入法院工作不久，被安排到行政庭工作，每天和那些来自农村的当事人打交道，并且他们所面对的都是行政机关，他们总认为我们法官在办理案件时，只要他们不请吃饭，官司就不会赢。为此，他们总是找关系，想办法，转上几个弯找熟人请法官吃饭，给他们解释我们是依法办事，打官司是靠证据，不是靠吃饭，但他们不相信，有时还讲某某人因没找关系官司没打赢等等。我对他们的做法很难接受。不能否认，我们有的法官会做一些有损于法院形象的事，但我那只是少数人，并不能代表所有的法官。当我刚接触到这项工作时，也是有很多人担心我一个女同志，面对的一边是普通的百姓，一边是国家行政执法机关，担心我顶不住，但我考虑到自己虽然是一个女性，但同时也是一名新时期的法官，如果对工作挑挑拣拣，别人会瞧不起我们女同志，女性要自强，就要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建功立业，就这样，我坚持干了下来，一干就是十年。十年来，我所办理的行政案件上百件，无一发回重审，改判。
大家也都知道，现在行政案件难就难在行政干预，为此，有时我顶着来自多方面的压力，有人说我认真，有人说我难请，但更多的人给我的评价就是公正廉明。在十年来，我不仅多次被评为法院先进工作者，而且还连续二年被评为市“优秀女法官”和“十佳女法官”。从一名书记员成长为现在的行政审判庭庭长。实践使我认识到，我们女同志做工作有女同志的优势，办案尤为如此，只要我们严格执法，秉公办案，始终保持昂扬奋进的精神状态，男同志能做到的，我们女同志也能做得到，并且做得更好。
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我们女性，要生存、要发展，仍然需要发扬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新时期将是一个充满竞争的时期，竞争选择的是能力、水平，而不是派别。作为新时期的女性就应该有敢立潮头，奋勇争先的自信和干劲。只有通过竞争，才能让社会更进一步了解女性、认识女性、重用女性。男女平等是社会公正的体现，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社会进步与文明的标志。也正因如此，“男女平等”被定为我们的基本国策。
纵观我们的社会，女性受教育的权利在法律上实现了男女平等，在同处于优秀层次的男性与女性群体中，女性的智商、文化修养和综合能力并不亚于男性，而阻止女性走上领导岗位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恐怕主要是在干部人事制度上缺乏平等竞争的机制。撒切尔夫人曾有一段关于“分配名额“的名言：“我非常反对给妇女一定的名额。这是彻头彻尾的错误做法，在我的一生中，起作用的是成就和是否合格。”在一个可以平等竞争的环境里，给一个性别硬性分配一定的名额当然是没有道理的，不可思议的。所以制定指令性计划的做法，也以一个侧面说明了我们现实条件下，从政的环境对女性并不宽松。妇女长期处于同男子不平等的地位，歧视妇女的偏见，像一条无形的绳索来傅着人们的心灵，这种陈腐的观念早就应该打破。打破它的唯一办法是实行体制上的改革，建立平等竞争的用人制度。只有这样，才能使具有决策能力和领导风范的优秀女性和男性一起步入政治舞台，为人类社会贡献才智。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对妇女社会地位的演变、妇女的社会作用、妇女的社会权利和妇女争取解放的途径等基本问题作出 的科学分析和概括，是指导我国妇女运动发展的科学理论基础。我们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十分重视和支持妇女事业的发展，始终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期妇女观分析研究解决妇女问题，并在实践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形成了丰富的妇女理论，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组成部分。妇女解放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它不仅为一定的社会制度所制约，其发展程序也为一定的社会制度其发展程度也为一定的社会制度所制约，其发展程序也为一定的社会发展时期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所制约。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我国，受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的制约和几千年封建传统文化的影响，现实中还存在种种轻视歧视甚至残害妇女权益的现象，即使在社会主义制度和法律提供了根本保障的前提下，为使法律上的男女平等真正成为事实上的男女平等仍然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为此，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一方面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为实现男女平等创造客观物质条件。另一方面，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政府行为的作用，运用宏观调控机制，为广大妇女参与社会生产劳动、参政议政、接受教育、实现婚姻自由等方面创造了条件，把妇女发展问题纳入社会发展整体规划，进而提出了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从而是把妇女问题、妇女工作在国家民族发展中的位置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新实践新发展，是我们党在妇女问题上一次认识论的升华，标志着我国妇女运动进入一个更加理性、更加自觉、更高层次的新阶段。

（作者单位：垦利县人民法院）

谁该为罪案埋单？
——一则案例引发的思考

林竹静*


新近发生的案例引发了笔者对这一问题的思考：
“北京人杨勇曾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然而他做梦也想不到，幸福会在去年8月的一个上午停止——爱妻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人杀害，而出事地点竟然是圆明园的著名景点大水法附近。” ——《北京娱乐信报》，2003年8月8日
案情简要如下①：去年8月26日上午9点，杨妻刘某带着两个儿子到圆明园散步，当他们在大水法附近游玩时，突然遇上了劫匪，刘某当场死亡，该案至今未破。痛失爱妻的杨勇遂将圆明园管理处告上法庭，要求赔偿。理由是该管理处在治安防范上有疏漏，导致罪案发生，理应承担相应责任。2003年8月8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开始公开审理这起特殊的民事赔偿案。
原被告双方观点针锋相对，争论的焦点是：“公园到底是否在安全管理上存在过错，有无过失责任，即有无尽到保护游客安全的责任。”杨勇认为，其妻的死与圆明园存在众多安全隐患有重要关系，尤其是大水法景点附近生长着一人多高的荒草却无安全警示牌、无治安人员巡逻，等等；并且认为，根据《消法》，该管理处作为提供服务者，其与购买门票进公园游玩的刘某之间构成一种消费服务合同关系，管理处应当保障刘某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否则就应承担责任。圆明园管理处则认为，刘某被杀是一起突发的刑事案件，一切刑事、民事责任都应由犯罪分子承担。突发的刑事案件，不可预测，且圆明园的一草一木包括荒草都不能随意清理，且在门票上已注明游客要注意安全，所以景点大水法附近就不需要立安全警示牌。以上说明其已在可能范围内尽到了应尽的安全保卫责任，故不应由其承担赔偿责任。
对本案专家的观点是：公园要不要赔，关键看公园到底有没有尽到安全保卫的责任。如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杨立新教授认为：“这事实上涉及在公共场所受侵权的责任问题，管理者是否应该向受害人赔偿，关键要看他是否存在管理不当行为，是否尽到安全保护义务。”
然而“管理是否得当”又是一个弹性极大的标准，难以客观认定。再则，和公园一样，所有的商场、影院、餐厅、游乐场无论其性质为国有还是私有，同样属于公共场所，如果说一旦发生刑事罪案，经营者就有可能承担责任，那是否太过扩大了经营者特别是私营业主的责任？进一步言，公民作为纳税人，类似和国家达成了这样的“合同”即：履行纳税的义务，享受得到国家保护的权利。那么公民在大街上遇害，国家是否存在管理失当情形，应否对其负责？
杨教授对相关疑问的解答是，“在商场，保安主要负责保护顾客不受一般伤害，而像这种突发性的刑事犯罪案件，商场尽到了保护义务，就不应承担责任。一般发生在街上的刑事案件，就不涉及由公安部门或政府来承担赔偿责任。除非警察对小偷的盗窃行为视而不见，才可涉及公安部门的职责问题。”
杨教授的解释是基于现行法律规定对假设情况所做的答复。但还是可疑问的，如在本案，圆明园管理处到底有没有尽到安全保护义务？如果说在商场，保安的责任只限于对顾客免受一般伤害的保护，那管理处既无可能为每位游客配备保安，更不可能在室外环境中像商场一样安装监控装置，难道有理由让其对游客的生命安全负责？是否可以推断，杨教授未明言得断定了原告的最终败诉？②又按杨教授所言，如果商场里发生突发性的打架斗殴引起顾客轻微受伤，商场要负赔偿责任，一旦这样的斗殴一拳闹出人命，升格为刑事案件，商场倒可以免除责任了，因为这超越了商场保护责任的范围，这样的解释是否合理？再是，如果该案最终认定公园管理处有疏于防范犯罪的职责，那么又有何理由否认在大街上发生的刑事案件不应由政府有关部门来承担责任呢？如果说公园收了游客门票就有义务保证游客的人身安全，那么国家收取纳税人的税款，同样有理由保证公民的安全。
基于现行法律的规定，本案当事人只能起诉公园管理处以求得到可能的赔偿。但现存并不一定等于合理。超越现行法律规定追问：究竟谁该为罪案“埋单”，谁该对赔偿负责，圆明园管理处还是国家？本案提起赔偿诉讼的理由是什么，是公园未尽管理义务，还是基于国家保护公民的义务？
笔者认为公园管理处对这起突发的刑事罪案无须负赔偿责任，否则上述一系列疑问将难得圆满解答。从充分保护被害人人权的角度出发，对类似本案情况更好的解决应该是：在刑事罪案发生后，由国家担负对受害人进行补偿的责任。区别于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故意或过失致害的案件，如刑讯逼供、非法拘禁、公安机关无故未及时出警等，引起的国家赔偿，国家对一般刑事罪案的发生无直接责任。虽然西方有观点认为：“被害人的存在就说明国家未能尽到保护其公民免遭犯罪的侵害的责任”③，但可以明确的是，犯罪是任何社会形态下都无法避免的社会现象。犯罪可以防治，但不可能根除。认为被害人的存在就说明国家有过错的观点，对保护公民人权是不遗余力，但其认为“国家须彻底避免公民受到犯罪侵害”，这未免不大现实。笔者认为，对刑事罪案的发生，国家无直接责任，因而对刑事被害人也就没有相应的赔偿责任。但是，国家作为全体社会成员的集合，可以构成一个共同担当被害危险的共同体，如果一个社会成员遭到犯罪的侵害，其他社会成员应该分担其损失。以众人之力分担一人不可承受之重，也是经济的做法。另外，仅仅罪犯的赔偿对于被害人而言，往往只是象征性的，一般无法完全赔偿他所造成的损失。因此，由国家对被害人的实际损失进行补偿，可以使被害人获得经济利益上的完全补偿，有利于保障被害人的权益。
支持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理由如下：
一、合理性——基于国家责任理论
依据国家责任理论，国家对其公民负有防止重大责任事故和刑事罪案发生的责任，如果国家没有尽到防止事故和犯罪发生的责任而使事故和犯罪继续发生，国家就应对事故和犯罪的被害者所遭受的损失或伤害进行适当补偿。大事故和刑事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正是在确认国家赔偿责任基础上产生的一种新的法律制度，也是一个法治国家在禁止私人复仇后所应承担的责任。
二、必要性——出于对被害人人权保障与被告人人权保障的平衡
在我国，现行刑事诉讼立法和理论研究非常重视对被告人权利的保护，如无罪推定、律师在侦查阶段介入的规定及有关“沉默权”的司法实践和理论探讨等等。而相对而言，对被害人人权的保护虽也加强，如被害人诉讼主体地位的确立，但被害人实体权利的保护仍嫌不足，公民遭受犯罪侵害只能自认倒霉，基本无法像受到民事侵权那样得到赔偿。今后应当通过刑事被害人国家赔偿制度的建立，强化被害人人权保障，使过于向被告人倾斜的天平恢复平衡。
三、可行性——对于建立该制度的现实分析
这一制度在国外早已通过立法的形式得到确立，并成为人权立法的重要标志。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新西兰、英格兰、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一些州，就陆续开始对暴力犯罪的被害人实行国家补偿。英国自1964年就建立了国家补偿制度，1988年《刑事审判法》更明确规定得到国家赔偿委员会的补偿是被害人的一项法定权利。1984年10月10日美国制定了《联邦犯罪被害人法》。德国则于1986年制定了关于改善刑事被害人地位的《被害人保护法》。法国于1977年在刑诉法典第4卷增设第14编， 确立了对被害人的国家补偿制度，之后又于1981年、1983年和1985年对1977年增设的法条进行了修改。日本1980年5月1日公布了《犯罪被害人等怃恤金付给法》。④
在我国，这一制度却迟迟未得落实，持反对论者最大的理由是现阶段国家财力不足以实现这一制度，并认为如果一味和西方国家比较，就是脱离现实国情，就是“言必称希腊”。然而必须明确的是对刑事被害人进行国家补偿决非发达国家的专利或是国家的恩赐，联合国《为罪行与滥用权力行为的受害者取得公理基本原则宣言》提出："当无法从罪犯或其他来源得到充分的补偿时，会员国应设法向下列人等提供金钱上的补偿：一是遭受严重罪行造成的重大身体伤害或身心健康损害的受害者；二是由于这种受害情况致使受害者死亡或身心残障，其家属、特别是受养人。"以及"应鼓励设立、加强和扩大向受害者提供补偿的国家基金的做法。在适当情况下，还应为此目的设立其他基金，包括受害者本国无法为受害者所遭伤害提供补偿的情况。”建立国家赔偿制度，目的在于强调国家对控制犯罪和补偿被害人的责任，使不能获得被告人赔偿的被害人最大程度地从被害后果中得以恢复。于我国来言，“国家财力有限”确是建立该项制度的障碍，但决不能成为国家对被害人“爱莫能助”的理由。笔者的建议是应尽快制定一部专门的《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法》,具体规定补偿的主体、对象、条件、方式、范围、数额、程序等内容；设立一个专门的“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基金”机构，规定补偿的宗旨和性质、申请的接受、获得补偿的条件和金额及领取办法等；在补偿金的来源上采类似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中采用的社会统筹方法，“一人受害，众人分担”，而非一力依赖国家财政拨给。另外还可以结合就业保障、税收减免、生活补助等途径对被害人进行补偿。这里必须明确的是这种待遇体现的不是国家对被害人的同情，而是国家对刑事案件被害人的补偿义务。
在实践中摸索出一条适合国情的国家补偿制度，无疑对保障被害人人权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也是一国法治发达和社会进步的标志之一。惟在设立该项制度的具体操作层面，须从国情出发，实事求是。抛砖引玉期待法律和经济学界专家学者的深入研讨。


*华东政法学院刑法学研究生
① 关于本案和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杨立新的评论，除参看2003年8月8日《北京娱乐信报》外，大量网站均有转载，可通过www.google.com查询相关内容。
② 2003年9月23日《北京晚报》报道： "一审判决被告圆明园管理处不承担责任，原告表示上诉。” 本案相关判决结果也可通过“新华网”查询。
③ 李玉华：《论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政法论坛》2000年1月。
④ 参：岳光辉：《国家赔偿法实例说》，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